銅礦的那幫朋友，那時都未婚。在當年，我並不理解，一個酷愛藝術的工人，未婚意味著什麼。就是今天，他們之中，有的還遠走他鄉，另謀前程，有的還住在單身樓裏。一個醫院的女院長，為紅塵介紹了女朋友。那女的和紅塵交往了兩次，就嫌他是工人，沒錢，會寫詩又有什麼用呢？女院長實在看重這個厚嘴唇的人，說：“我女兒嫁給你吧。”
1995年秋，紅塵結婚。婚禮在周末舉行，上饒的詩人和藝術家濟濟一堂。我沒去。我已經掉進了銅錢大的窟窿裏，抽不出身。
大概是1997年的“穀雨詩會”，紅塵拿出一組詩歌，是下半身的。在一個傳統的詩歌節，這組詩的境遇是可想而知的。紅塵遭到唾沫的洪水衝擊。他無精打采地坐在我的家裏，一杯接一杯地喝酒。之後，在紙質媒體上，很難找到他的名字。紅塵在他者的世界中，成了一個失蹤的人，潛泳在另一個（我者）浩大的宇宙中。除了每年的“穀雨詩會”，我和他幾乎不再謀麵。偶爾，我們會通通電話。
1996年，他去了礦宣傳部上班。之前，他一直在尾礦的水泵房看管抽水機。我沒去過，不知道那是一個什麼環境。聽紅塵說，就是關、開電閘，很枯寂，要守夜。泵水嘩嘩嘩，機器轟轟轟，他就在那兒寫詩。2000年，他突然離開了宣傳部，到另一個水泵房上班。一個很遠的水泵房，要走十多裏的山路。這個過程，給紅塵巨大的打擊。我們不知道問題出在什麼地方——按我的低智商，把整個事件理解為詩歌場與官場嚴重脫離。一個詩人往往把官場看作毒。其實，他的領導一直很愛護他，而他把愛護理解為對自己的放任。我們謀劃把他調離銅礦，因他是工人編製，沒有操作成功。
前兩年，他買了電腦，就更是與世隔絕。我們都不知道他幹什麼。有好幾次，我叫他來走走，想看看他，他都說他在搞一個大的東西，來不了。他還勸我買電腦。我說我是一個動手能力很差的人，弄不來。去年夏天，我約他一同去南昌，看望朋友。他給了我一本書，是“垃圾派運動”的選本。我翻了幾頁，扔還給他，說：“早知道你搞這些，我不會和你交往。”一個主張唯美、高蹈的人，怎麼崇拜垃圾呢？他木訥地看著我，傻了。回到家裏，我很後悔說那句話。我發現我不了解他——這些年裏，他把自己當垃圾去研究，去解構。垃圾成了他自我的隱喻。我甚至缺乏對他成果的尊重。
有一次我給他打電話，聽到他兒子在邊上說，爸爸，不要說那麼長，打電話要錢的。那時，他兒子八歲。他兒子敦實，乖順，成績很好。我給他的電話，有一半是他兒子接聽的。他兒子說：“我爸爸送媽媽去上夜班了，還沒回來。”他老婆在銅礦電視台上班，放錄像。
有好幾次，市裏搞詩歌活動，我打電話叫他來。他說不方便請假，還是不去吧。我聽了心裏很不是滋味。去年冬，我們組織全省的散文筆會，邀請了外省的編輯和散文家來，我提前半個月就對紅塵說了，我想讓他出來透透氣，不要金魚一樣悶在小缸裏。他說話吞吞吐吐。我知道他很想來，我說我代你請假吧，參加筆會又不是集體嫖娼，怕什麼。
主幹道，他往右走是600米，往左走是400米，他家對麵是一個小公園。每天，他就那麼來來回回地走。他說他愛上了散步，想多活幾年。公園裏有一株臘梅，花期很長，花一開，大家就去照像。紅塵也去。他們有一夥搞攝影和繪畫的，星期天，他們開輛吉普車，去鄉村采風。這是這兩年的事，而之前，是紅塵一個人，騎輛破單車，漫山遍野地亂逛。
他已經變成了另外一個人，膽小怕事，對生活有恐懼感。他完全沉浸在文字的世界裏。白紙黑字，這就是一個人的宿命。墨水是含有血液比重的，像炭包藏著火焰。他幾乎不去投稿了。他是一個以內心感受文字愉悅的人。
其實，還有誰沒有成為另外一個人呢？億華做了江湖遊醫，他在處方上寫詩。圻子從教書先生變成了公安警察，龍天進了組織部，他們都不寫了。我想，他們一定經過內心的崩塌，雪崩多年。我，何嚐不是另一個我呢？滿街找錢，為了算計某些利益，整夜失眠。我們都不可能放棄生活，去朝聖。
“你還在寫東西嗎。”一個深圳回來的朋友對我說，“文字是毒。”我說不出話。是的。在圈外的場合，我從不說我是個碼字的。在一次媒體訪問中，談到作家的身份時，我說，作家、收破爛的、遊民，屬同一個類別，是最邊緣化的。我怕別人識破我是一個作家，那種尷尬有點像小偷被當街辨認出來。我一直警惕自己，不要被文字化為一滴淚水。
在某個角落裏（陰暗的、可以無限放大的疆域），陳放著許多人，許多事，不為人知，也不為己知。而某一天，他們，它們，會顯現出來。我知道，這是文字的顯影，是我們在黑夜留下的痕跡。我們所向往的就是在一條隧道裏懷念身後的光。其實，身後的光根本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