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疾病的夏天
我說不出，也沒有哪個醫生確切地告訴我，那叫什麼病——咳嗽、胸悶、失眠、尿多、體重下降。就像一尾玻璃罐裏的鯽魚，沒有活力。生命中的色彩一縷一縷地黯淡。沉悶與寂寞，愁鬱與孤獨，漸漸彙聚，形成一片深墨色的海。那樣的無邊無際，我尋找不到邊界。
咳嗽已經很久了，我仿佛能聽到身體枯萎的聲音，呼哧呼哧，需要水的滋潤。我不得不到醫院看醫生。醫院是一棟十六層的高樓，門診部設在一樓，坐診的醫生姓許，年齡與我相仿，三十出頭，額頭因輕微的脫發而顯得又寬又亮，臉部瘦削，像個樹杈。陽光投射在玻璃上，碎銀一般閃亮。
我激烈的咳嗽並沒有引起許醫生的同情和關注。他凹陷的眼睛宛如核桃殼，空洞、漫散，遊動幾縷淡黃的血絲，儼然是一個慣於熬夜的人。他安慰似的詢問，是一種職業的口吻：“你咳嗽多久了？還有哪個部位不舒服？”溫和中有一股深深的冷漠。
“差不多十天啦，痰有時黑色，有時黃色，呼吸困難，渾身無力。”
許醫生用聽診器聽了聽我的肺部，又看了看口腔，也沒有再多問，就用白色膠布卷好的圓珠筆芯，在處方單上草草地寫了幾行字：病毒唑一瓶、炎立消兩盒、午時茶兩盒、感冒靈一瓶。
其實，我認識許醫生。我曾在一家媒體做情感熱線，每天要接觸許多情感故事的主角。他（她）們的臉是悲戚和哀怨的。許醫生便是其中之一。那天許醫生應約坐在我桌前，穿一件青藍色的西服，很拘謹地看我，惶恐，無助，一副飽受創傷的樣子。他手不停地撕桌上的舊報紙，聲音低沉地向我講述他的故事。他說，他是個醫生，有一半的時間上夜班，沒時間陪妻子，妻子是個藥品直銷員，社會關係複雜，朋友甚多。她在外麵有男人，還不止一個。他憤恨地說，一個男人活到這份兒上還有什麼意思？說著說著，他號啕大哭得傷心欲絕。我看得出，他是個善良的人，始終沒有責怪妻子，隻是自責，不應該選擇醫生這個職業。
走出我辦公大樓的走廊，他一直沉默地低著頭，後背抽搐似的顫抖。黯然的燈光籠罩著他的背影，就像凝滯渾濁的水流。
藥吃完了，病情不但沒有消除，反而呈更嚴重的趨勢。我咳嗽的時候，必須緊緊地捂住胸口，以便咳得更通暢些，鼻子被棉花塞了似的。除了上班，我已經很少出門。閑餘時間，我幾乎是斜躺在沙發上，急促地呼吸，淌陰冷的虛汗。我沒有如此依賴過沙發，就像一個瓷瓶，輕輕一晃，就能摔碎。我的家透光性能不是很好，即使在白晝，也有些陰暗，彌散一縷憂悒的味道，讓人沉浸在懷舊的氛圍之中。而這種氛圍正應和了我躊躇的內心，備覺孤單。然而更讓我害怕的是體重直線下降。我多年來關心自己的體重，自1995年以來，體重一直維持在65公斤，為了保持這種狀態，我已幾乎不吃肉食，隻吃蔬菜和喝湯。
我像一頭困獸，困擾在惶恐不安之中。
在我家的樓下，有一家私人診所，以中藥和診治婦科病在市區裏聲名鵲起。診所老板姓陳，販賣假藥材出身，曾經一夜暴富，生活嗜欲，癡迷六合彩和賭足球賽，而今剩下唯一的身家——市醫學專家協會門診部。
大家喊他陳藥材，真名倒讓人忘啦。
陳藥材個頭偏小，見人似笑又沒笑意，平頭短發，走路懷著沉重心情的樣子，是個精明之人。診所有五百多平方米，有婦科、內科、中醫科、推拿針灸科，算個門類齊全的大診所，又處於車喧馬囂之地，病人趕親戚家喝喜酒似的，一撥接一撥。收費也較低，也有跟收費員講價錢的，是一些鄉下來的老人（我看見過一次，一個老人叫嚷嚷，現在什麼不可以講價錢？我娶兒媳婦還講呢！醫生就是手握一把殺豬刀的人）。
上班的間隙，我找到婦科的朱主任，說，給我聽聽肺吧，肺就像一架沒有油的發動機。朱主任是個離休的西醫，像個祖母，慈祥和藹，頭發有些花白，戴一副眼鏡，看人的時候就把額頭低垂下來，從眼鏡架上飄出和順的眼光。她擅長治療婦科病，她的辦公室裏掛滿了“送子觀音”、“妙手回春”之類的錦旗。
一個男病人找婦科醫生看病，心中平添一份尷尬，但我們是老鄉。她一生經曆幾次婚姻，頗多坎坷波折，不是因為她風流，品德不好，也不是個性潑辣，處人不睦，而是不能生育。
她看了看我的舌苔，然後用聽診器在我前胸後背移移停停，說，掛三天鹽水就沒事啦，注意休息。
當我把一包青黴素拎進注射室時，看見七八個人靜坐在那兒，掛一樣的藥水。
注射室臨街，排了幾條靠背長木椅，和一張木板床（其實是兩條凳子上擱了一塊門板）。門玻璃上貼滿了紅色塑膠剪字，醫生簡介、科室設置、中西醫療法，貼得一片紅。在字縫中移動的大街上的人群，仿佛一團滾動的幻影。
我從來沒有認真地留意過這條街道。往西走是火車站，往東走是廣場，這我是知道的。還有呢?! 我每天早出晚歸（不是上班，就是打牌），匆匆而過。於我而言，它僅僅是一條街道而已。它肺部裏的噪音（假如它有肺的話），它吐出的汙濁的汽油味（它就像一條長長的舌頭），它裸露的肉質的性感（幾個夜間不歸的少女，喜歡坐在午夜的街道邊上，喝冰凍的啤酒，朱唇薄紗）。
病情並沒有朱主任預計的那樣樂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