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麵病房躺了同樣生產的女人，她再也走不出這14平方米——因麻醉劑過量已經半年多沒蘇醒。她徹底地告別了家，甚至她還沒見過自己的小孩。
我的父母沉浸在巨大的歡樂中，煮飯洗尿布，腳步都輕快了起來。他們沒料到六個月後，一個即將開放的生命的消失，使整個家族墜入黑暗的深淵。我的十二歲的侄女死於心肌炎。二侄女叫傅日靜，清瘦如枝，她與生俱來的憂愁從來就是我們最大的不安。從十一歲開始，她很少吃飯，喜歡一個人獨處，小小的心靈水潭一樣幽深。她的爸爸，一個常年在溫州做短工的石匠，蓬亂著灰塵堆積的頭發，四處求醫。我把他和他枯竹一樣的女兒帶到上饒縣醫院和縣血防站，做了肝、膽、胰、腎、血液的檢查。我擔心她得了血吸蟲病，或腎炎肝炎之類的疾病。那一天，我奔走在化驗室與醫生之間。我們表麵上顯得很平靜，說說笑笑，五月的陽光有點燥熱，大塊大塊地塗在大地的色板上，院子裏的泡桐花讓醫院肅穆的氣氛多了哀哀的色彩。檢查結果出來，除了營養不良外，其他完全正常。
這個結果讓我害怕，說明某種東西潛藏在更深的黑暗裏，躲避了儀器。我們轉到市醫院，把前期的化驗單給醫生看。那是個資深望重的專家，反反複複地看了幾次，說，查查心髒吧。檢查一出來，我二嫂抱頭痛哭——醫生說，這是心肌炎，還查不出先天的還是後天的，盡快去上海。
上海回來，我們完全絕望了。侄女在我家休養了一個月，就回到老家鄭坊楓林——時隔不久，永遠從我的視野中消失，歸於永恒的黑暗和沉寂。她吃飯隻吃半兩，有時隻吃幾筷子菜，路都走不了，要人背，靠滴液支持。她的意識非常清晰——她看著自己的身體如花朵般枯萎，日漸凋謝。我不知她內心的想法，也同樣不知她父母的悲痛壓縮成什麼，放在身體的哪個部位，或許化為綿綿的淚——一年多裏，整天以淚洗麵。她媽媽抱她去吊針，日靜靠在懷裏，水吊到一半，日靜說：“媽媽，我陪不了你啦，我堅持不下去啦，原諒我。”她媽媽感覺她的體溫迅速褪去，仿佛回潮的河水，最後與淚水一樣冰涼。
這是我家夭折的第二個小孩。在二十年前，我大哥的兒子隻逗留了幾天，死於肺炎，連名字都沒有。
生命是如此的脆弱，像失手摔破的瓷器。
現在我小女已經二十九個月，上幼兒園了，背個動物書包嚷嚷著不是要巧克力就是要蛋糕。我希望她在能看懂這篇文章的時候，明白我的初衷和對她永生的祝福：健康快樂，自由豁達，寬愛他人，善待自己，堅忍不拔。
一個人能來到世界上，是上天對他（她）最大的眷顧。對所有死亡的思考和討論，都是可笑的——一個不曾進入的境界，我們永遠是幼稚的。我們隻夢見過死亡，目睹身體的冷卻。聲音的消失，視野的消失，知覺的消失，被滔天的水覆沒，被黑夜覆沒。這就是死亡嗎。
身體是形而下的，思想是形而上的。而疾病是什麼呢？
“我躺在病床上，最放心不下的是我的女兒和尚未出版的詩歌選集。”這是我在詩人紫薇的詩集《踏雪》後記裏讀到的關鍵語。那是江西這二十年來最優秀的詩集之一。他在江西醫學院一附醫院住了三十八天，出院休養不久，就著手整理詩歌選集。他是我的多年好友，有一頭樹熊一樣的迷人卷發。
2002年6月18日。他的蛛網膜硬膜下血腫進入手術程序。這是一種腦內淤腫的疾病，勞累了會痛，頭很沉。我去看他的時候，他靠在病床上，剃光了腦袋，而排液管遊離淡淡的血絲。“江子，你把我的詩排在什麼位子？”他是個樂觀主義者，一句幽默話消除了探望者的擔憂。他的愛人說：“在開始的那兩天，他幾次差點昏睡過去。我每隔十五分鍾叫他。真怕他醒不了。” 他的好友王戈平也說，紫薇的毅力是驚人的。那是腦外科住院部，個個剃光頭，不是頭上凸出來就是凹進去。同去的鐵彬對我說，他爸爸也是這樣的病，再也沒下手術台。
半年後紫薇來到上饒，我們再次見麵，恍若隔世。他說，他童年的腦部受過輕傷，因沒出血也就沒注意。真沒想到，幾十年後，暴發出來，像個潛伏的敵人。去年他告別記者生涯，也告別浮華，去一所大學當人文教授。他獲得重生，又開始了寫作，身體異常的健康。
在《一個疾病的夏天》裏，我說，人的一生就是與許多人、許多事、許多疾病相遇的過程。最後我們相遇死亡，但我們已經感觸不了，我們知道了秘密，但已經說不出來。也可能我們說得出來，但我們選擇緘默。
上升——平滑——下降，這是我們在時間中運行的坐標。身體是我們緊緊攥在手中的機票。
身體是生命的代言人，也是唯一的見證人。它作為獨立飛翔的星體，會閃閃發光，在夜空（我的，你的，他的，另一種大海）絢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