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愛的城市
我說的是一隻烏龜。我的青苔色的城市。
它有厚厚的堅硬的殼（水泥的，粉塵的，壓抑的，黑夜的。猶如一口倒扣的鐵鍋），它是僵化的，笨重的，從不知爬動。讓我想起癱瘓在床的老人。而我是濡濕的，在它胃部蠕動，蚊子一般，但最終會被它消化掉。“它怎麼可能是一隻烏龜呢？”一次我在辦公室裏談到城市，我的患了肥胖症的同事反駁我說，“我倒覺得它像碩大的燈泡，發亮的，腫脹的，易碎的，低重量的。說是氣球還差不多。”上星期我去垃圾場采訪揀破爛的，一個佝僂的老太太從窖堆裏爬出來，渾身的紙屑，頭上還掛了個破塑料皮，淚水磅礴地對我說：“拆遷的人怎麼可以把我同垃圾一起倒進坑裏呢？做房子的人為什麼要先埋我？這是什麼城市啊！簡直是副棺材。”
前左足是解放路，通往火車站，把人群彙聚到沒有盡頭的鐵軌上；前右足是五三大道，有高聳的市立醫院，進出的臉孔布滿疾病的驚恐；後左足是濱河西路，像一根臍帶，連接五華裏外的上饒縣城；後右足是濱河東路，裸露出夜間的抒情部分，情侶在柳樹下接吻，在沙灘上擁抱；帶湖路則是伸長的脖子，作為欲望的主體器官，酒樓密布，歌枋林立。
從解放路67號的家到濱江東路的辦公室，我要走八分鍾，中間拐過一個廣場，兩個報刊亭，三個超級市場。我走了四年的路線在未來的十年不會改變。之前的始點在棺材塢，與辦公室形成對角，長邊行的框內是信江。這是一條迂回的路（我青春時代的暗喻）。其實，無論是哪條線路，都是單調的，缺乏想象力，甚至是僵硬的。但我不知道，人為什麼眷守於此，樂此不疲。我也曾把終點推到千裏之外，奔波於粵贛鐵路線，我也曾覺得那是我人生的另一種延伸，會讓我飛翔得更遠，但最終我放棄了試圖改變慵懶生活的想法——物質沒有讓我更快樂，反而使我陷入更深的泥淖，內心一片荒蕪。“上饒是適合人居住的城市，有澄碧的信江，喬木參天的雲碧峰公園。我走了很多地方，還沒發現比那更舒宜的內陸城。”一次我在去珠海的飛機上，遇到一個在上饒工作過的上海人，他滿頭白發，戴寬邊的白框眼鏡，對我說，“我一生最幸福的時光是在那兒度過的。”他曼曼的聲調夾纏了憂傷甜美的回憶。
昨天晚上，搬家公司的光頭師傅和我結帳時，向我訴苦：“我的肩上整天被重物壓著，看天都看不到。爬一趟六樓才一塊錢。我活著就是受罪。”這個五十開外的人，穿件厚厚的舊棉外套，鼻尖懸了一滴不落的鼻水，點完錢，又惡毒地說：“哪天發地震，把房全震塌啦，免得我爬樓。城市像一口井，路是豎的。”我把他送下樓，我29個月大的女兒驄驄就要我抱她。在我懷裏，她摸我的臉，一邊吃雀巢巧克力一邊說：“你明天帶我去贛東北樂園玩，那裏有碰碰船。”我說，好啊，但不能吃餅幹。她愛室外活動，愛吃蛋糕奶油餅幹巧克力肯德基。她會唱許多歌。她的記憶力好得讓我吃驚。現在的小孩真幸福，我在15歲以前還沒吃過香蕉。
一輛掛鬥拖拉機讓我逃離偏僻的小村楓林。那裏有荒蕪的山巒，狂暴的河流。我大哥天翻白亮，就騎輛“永久”牌的自行車去八裏外的小鎮上班。車龍頭（換了很多副，是我們學車時摔斷了卡頭，像人斷了頸椎骨）閃閃發亮，三角叉剝落一片片油漆（猶如他逝去的青春），露出鑄鐵的老年斑，後架綁了一圈圈的麻繩。他喜歡在快速的滑行時吹口哨。他飽滿的笑容傾倒村裏的許多姑娘——與現在被生活折磨得整天抽悶煙的樣子截然相反，我甚至找不到他憂傷的痕跡。他是個出色的拖拉機手。“明天我要拉石灰去上饒市，你們誰要去？”頭天晚上，他就會向家人發布這個消息。鄰家在月前就等了。那是姑娘的節日，從櫃櫥裏翻出花花綠綠的衣服，爬上車鬥，出發的時候，向我們啊！啊！揮手告別，作長遠旅行似的。拖拉機（我童年的信使），它把我們的眺望拉遠，把城市拉進了村莊。她們帶回廉價的布料，大頭皮鞋，“紅燈”牌收音機，花生糖，芝蔴餅。從她們的嘴裏，我也能勾畫出城市的形象：水泥路，騎自行車的比走路的多，沒有田，電影院有我小學的教學樓那麼大，門窗全安裝了玻璃，雜貨店一排排的看也看不完，說柔軟的街腔，高高的煙囪，喜歡罵人“鄉巴佬” …… 忘記了哪年夏天，我也爬上了車鬥——我無法拒絕城市的誘惑。車上裝的簡直不是石灰而是焚燒的炭，我赤著腳，移來移去，想找涼快的位置，然而是徒勞的。拖拉機突突突，冒黑黑的柴油煙，上坡的時候，車鬥巨大的重量把車子往後拖，像一隻馱著飯粒的螞蟻。我大哥曾說，拖拉機與腐敗分子沒兩樣，渾球大的肚，一副蒼蠅臉。那天回到家，我病了，腳燙了密密麻麻的豌豆大的水泡，太陽暴曬太長而中暑。但我是幸福的，我看到了夢中的城市。它與我想象中的沒有差別，我惟一遺漏的是，那兒的女人都穿裙子，老阿婆也不例外。它縱橫的街道構成時間的迷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