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種生活讓我悲傷
他們被迫讓我說出生活的重量
——裏爾克
1991年開始，我離開鄉村，借居在上饒縣城一個內部招待所。那是一棟四層樓的鉛灰色建築。後院有一個園圃，聳立著柏樺和梧桐，鋪展著月季和野麥草。
招待所經年置身於自身的陰暗之中，過道和樓道即使在晴朗的夏天，也亮著昏沉沉的燈，暈黃，柔弱，使陰暗蒙了一層神秘的薄紗。陰暗與樓房的高度和寬敞度是無關的（樓房的前後左右都有大門，房間設了標準的大格窗），陰暗源於樓房的結構—對襯式，兩邊是房間，中間是過道，拒絕了光線的穿透。
我的蝸室在四樓，打開窗就有柏樺的翠枝伸進來，像個鳥巢，讓我獲得了眺望的姿態。不遠處是茫茫信江，掏沙船，機帆船，烏蓬船，綴飾眼窗。臨窗擺一張書桌，兩邊各鋪了架子床，進門是一個雜物架。這是我的第一個驛站。
它雖然簡陋，卻給了我遮風避雨的安身之所，寄存著對未來渺茫無知的希望。我曾經在這個縣城讀書（師範），對每座山岡每條街道的熟悉程度，甚至超過了自己出生的村莊。我最初的簡單生活夢想，就是逃離閉塞的鄉村，在縣城有一間房，安心寫作。
我的滿足和興奮非常質樸。
而這樣的幸福是短暫的。像一輛星光下的馬車，匆匆消遁。
我對蝸室的懷念卻無比深沉。它樓道的塵埃，懸浮著我那幾年焦灼不安的腳步聲。陰暗延綿了樓道的長度。招待所隻有一名管理員，是個沉默寡言的中年婦女，終年憔悴的樣子，走路蹣跚，大家叫他李師母（十年後，她因習法輪功離家出走，不知所終）。招待所是作幹部培訓用的，常年荒廢，扶欄蒙了一層厚厚的灰塵，壁頂掛滿蜘蛛網，黴變和頹敗的氣息彌漫了每一角落。
走動的時候，我就會聽見整棟樓有緩慢、沉重的回音。仿佛在說，一個遺棄的、近乎死亡的居所，它的沉靜和陰沉，不可能被一個孤獨的人打破。
我上班的單位是一個藝術團體組織，隻有一間辦公室，設在縣委大院一樓，與衛生間正對門。我們通常關著門辦公，給人一種可有可無的感覺。
對在一個辦公室相處了兩年的人，我有必要作簡單的描寫。領導是一個五十開外的人，為人謙和慈祥，有長者之風，高個兒，清瘦，煙癮特別大，喝釅釅的濃茶，一口牙黑黑的，滿口婺源口音。他寫劇本出生（但我沒看過他的劇本）。另一個是劇團團長，剃個平頭，鬢邊微白，個子兒偏矮，結實而靈活。我知道他出演過的角色是某電視劇裏的漢奸保長，作為群眾演員，畫麵上閃過幾秒鍾的鏡頭，已經算夠長的啦。還有一個是省內較出名的詩人，寫鄉土詩，一頭濃密的頭發，有時疏於潔洗的原因，他的頭上總有許多雪花（頭皮屑）。他是個外表懦弱而內心尖銳剛毅的人。
關於這位詩人的故事不勝其多，有一則是這樣的：隔壁辦公室新進了一個年輕貌美的女子，詩人問：“你叫什麼名字？” “我為什麼要告訴你？你是誰呀？！”“我是誰？你看《XXX報》麼？” “天天看呀！” “天天看，怎麼不知道我是誰呢？” “看報紙跟你有什麼關係？” “報紙經常發表我的詩呀！” “我從來不看詩的，有詩的地方我就翻過去。”
這些故事在圈內圈外廣為流傳。我相信這樣的故事是一種調侃的捏造。我的詩歌寫作師從於他。在我狂熱的學生時代，他經常開詩歌講座，激情四溢，唾沫飛濺。作為一個虔誠的追隨者，我日後成為一個詩人，是意料之中的。
早上，我把辦公室的開水瓶灌滿，整理完資料性的報紙，把一地的煙頭掃幹淨，向清洗過的四隻茶缸斟上熱水，我一天的工作就算完成了。抽煙、喝茶、吹牛、看報紙，就是一天的生活。
當初離開鄉村對縣城抱有興奮念頭，隨著對工作的深入和了解，漸漸消失，我已經產生失望、沮喪情緒，並滋生深深的恐懼。我的未來——是他們現在的狀況還是別樣的選擇？
辦公室的窗口囊括了後院的全景。那是一個花園，水杉與鬆樹競相探入高處，雞冠花、雛菊、芙蓉，交相爭輝。我經常望著窗外，一整個下午發呆。
那是一種焦灼茫然無措的狀態。我眼前的臉孔是虛擬的，他們仿佛是陽光斜影下的一堆灰燼。他們生活在觸手可摸的等待之中，等待下班，等待星期天去釣魚，等待加薪，等待退休。等待，一個多麼美好的詞，正張開吸盤一步步地向我們吞噬。等待是一隻烏賊，四肢有豐足的麻醉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