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來可能有些羞於言辭，沒有什麼事情是值得我憂慮的。我對生活的熱愛，很多時候是體現在吃上。我對吃始終有一種興致勃勃地熱情。睡前，我問女兒，明天要吃什麼。她張開雙手橫著走路，她想吃螃蟹了。她趴在地上，她想吃甲魚了。女兒也是一個天生懂得吃的人，吃魚唇，吃鴨脖子，吃雞腦漿，吃鴿子的心髒，吃豬肱骨骨髓。她的味口很少有差的時候，兩歲時就自己吃飯，吃飽了，摸摸小圓肚，下桌了。她吃飽了，你給她再好吃的東西她也不吃。我很少買零食給她吃，即使要買，也是以獎賞的形式給她。我決定燒一桌家人愛吃的菜，我付出了早晨六點起床的代價。我必須在菜上早市的時候，把菜買回家。我買的菜都是原汁原味的鄉間土菜。魚是打魚人挑擔來的，雞是小偷放在雞店裏代賣的，買這些菜，我不用講價，他們對我都很熟。我把菜洗好切好，再去上班。菜燒了一桌，自己卻吃的興趣沒了，用湯泡飯，嘩啦啦，吃完，做瞌睡蟲去了。我幾乎不買豬肉，我看到肉鋪，吃的欲望被徹底摧毀。
一個星期的工作，我是這樣安排的：星期一、星期三、星期六做版麵，星期二、星期五編稿子。編稿子不需要什麼時間，更多的精力是放在接待上訪群眾上。每天都有上訪和投訴的，有的三五一群，有的跑單幫。他們都以為媒體能解決問題，抱有很高的期望值，來到我們編輯部。我們就說媒體是反映問題，建立溝通渠道，幫助解決問題的。他們就說，看來，你們有權有勢的人都是一夥的。我們是大辦公室，十幾個人在一起上班，上訪的人一來，大家都沒法上班。有時，一坐下來，有幾夥人，有醫療糾紛的，有被騙的，有農民工欠薪的。有一次，一個政府部門的領導對我說：“你們做記者的，真是很辛苦。”我說，你看見街上撿垃圾的嗎？一個個垃圾箱翻過去，把紙殼和易拉罐帶回去。這就是記者。
當然，我對自己的工作並不抱有怨言。我不表揚人，也不批評人，我很少去寫新聞稿。領導也不叫我去，他們都知道我對這些不感興趣。有一次，我的一個同學向我反映，說我的同事某某在外麵，以批評稿要挾采訪對象，索要煙酒，有時還現金呢。我說，這也是“靠山吃山”吧。上饒市有十幾個這樣的記者，尤其是省媒體的駐地記者，金錢是新聞的唯一價值。前兩年，市裏查出四個假記者，以詐騙和勒索罪，分別被判二至六年。前天晚上，我在外吃飯，我小舅子打電話給我，說，某省台五套的一個記者打電話給他，要他出兩萬塊擺平藥品糾紛。我說，藥品糾紛是你前任代理商的事，跟你有什麼關係。小舅子說，五套的記者要兩萬，不然就播出來，播出來會影響銷售。我說，你去報案，這樣的記者就是街上的野狗，看到骨頭就亂咬，你狠狠踢死它，踢不死就操木棍把它打死。
我們拿的是績效工資，按甲乙丙丁四級打分。報紙一出來，大家不是看自己的稿子，而是到報欄上看自己的分數。每個月都有人完成不了任務，一個月完不成扣年底的獎金，兩個月完不成取消評優，三個月完不成待崗。小軍用一個本子記著自己的分數。他說，一期十分是死任務，無論如何要完成。他騎一輛電瓶車，在市區裏躥來躥去。他以前在一個偏遠的單位上班，提拔無望，到報社當了聘用記者。他皮膚黝黑，為人厚道，做事勤快，就是做不來新聞。他隻能寫一些車禍、違章建築、110辦案之類的小稿件。一篇三百字的新聞稿要錯十幾處，一張圖片新聞要錯五六個字，有時“本報訊”會寫成“本報汛”。另外幾個記者會小聰明，和縣裏的通訊員聯係，通訊員發稿來，他們掛上自己的名。小軍寫五篇稿，要被領導罵兩次。有時候，我看到小軍，一天到晚忙忙碌碌，尤其是夏天和冬天，一副無處藏身的樣子，我會心痛。有新聞線索還好，屁顛屁顛地跑來跑去，若沒有，任務還差很多工分，他在辦公室裏走來走去，站也不安，坐也不安，隔不了兩分鍾又到我身邊來，說，怎麼辦呢，還差幾條稿子呢，怎麼辦呢。我說，小軍，你不要這樣緊張吧，不要把任務看得命根似的，憋出病更煩人。小軍說，我按揭買房，一個月要還八百，我一家的月收入還不到二千五，上個星期，電瓶車又被偷了，已經是第五部車了。我就不再說了。我看他填出差單，一塊錢的公共汽車票粘了厚厚的一大疊，一張張地粘一張張地點，反反複複。仿佛那不是一張出差單，而是一份時間報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