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車站的小廣場上，拎著簡單的行李等班車去縣城。這是我二十一歲那年的正月初七早晨。我將去縣城上班。小鎮離縣城有五十公裏。一條簡易的土公路沿著饒北河蜿蜒。我十五歲離開小鎮去縣城上學，十九歲回到小鎮教書。班車像毛驢車，一路顛簸。我熟悉這種感覺——孤身上路，獨自生活，就是如此的。雨後山上的鬆樹油淋淋的，河兩邊的村舍掩映在洋槐林中，稀稀的炊煙與薄霧融為一體，縈繞在樹梢。
此前的晚上，龐夫婦在家裏為我餞行。氓作陪。氓是新婚，龐的表妹有了五個月的喜孕。龐和氓說著祝福的話。可以想象，這樣的晚宴對龐而言，會撩起傷痛。縣城，他比我更熟悉，也比我更向往。他原本屬於縣城，或更大的城市，他的才華不能不讓他有十萬八千裏的抱負，隻是他從來不曾流露。
小鎮就像一個鳥巢，每到臨飛的季節，小鳥就群飛了。之後不久，氓去了深圳，闖蕩江湖，龐去了廈門，在樂隊裏當歌手。龐穿著藍色的西服，像個騎士。分別的時候，我擁抱了他，我說，做真正的自己，做自己喜歡的事情。在很多年裏，我都沒有看過他如此的神采奕奕。他似乎一直在冬眠之中，大地回暖，他也蘇醒，得到重生。
縣城生活並沒有我意料之中的多姿多彩，相反，是單調呆滯，缺乏生趣。我借居在一個內部招待所，白天上班晚上寫作，唯一的娛樂就是和室友打牌。此時，我人生中的第一次戀愛，已近尾聲。我上班的單位是一個文藝團體，我每天靠在藤椅上，看著窗外的芭蕉，癡癡地發呆。有時候，我一個人走在街上，看見去小鎮的班車，就坐上去。到小鎮下了車，我卻找不到一個適合的場所逗留下來。通常是這樣，從車站繞過一片菜園，沿河堤逆河而走。河堤是石灰石砌成的，堤麵覆蓋著厚厚的地衣，臨河生長著茂密的蘆葦。對岸是桔子樹的幼林，茅草搭建的窩棚若隱若現，不時傳來陣陣狗吠。小鎮偃臥在河邊，像一朵水蓮花。我像一個偷窺成癖的人，從每一個角度觀察著裸露的小鎮：醬油廠腐豆黴變的氣息被風挾裹，古老的時間帶來綿綿不盡的細雨撒過灰褐色的瓦屋，小巷深處咚咚咚的打更聲是那樣的清脆悠遠，老藥師坐在板凳上搗著銅盅裏的田七麵目清瘦慈祥像一根熟透的苦瓜，貓跳過飛翹的屋簷，傍晚的蝙蝠撲打著寬大的翅膀從頭頂掠過……
我熱愛的美娥。屋簷下的嗩呐
從前她在床前梳妝，遺下一粒真情
後來她回到花朵。香豔無比
現在她上升為銅器……
——汪峰《嗩呐》片斷
1991年，我二十一歲。在時間的切片裏，那是很薄的一片，青色，有苦味，咀嚼起來有些難以吞咽。我一次次無故地甚至毫無念頭地回到小鎮，並不是說我多熱愛小鎮，而是對縣城生活不適應（甚至說不上厭棄）。小鎮已然是一個冰涼但遺留著溫暖的懷抱。說實在的，我也找不到另外一個地方，取代這個小鎮，讓我暫時得到某種慰藉。
氓成了不知所終的人。和龐謀麵已是兩年之後。他經常往返於小鎮與縣城。有一段時間，鎮離傳言他在辦離婚手續。但我不相信，夫妻分居兩年，不是感情不和而是生活的需要，即使男女雙方各有一些傳言，也僅僅是傳言而已。龐不會和我談起他們夫妻間的事，我也不會多問。但我看得出，龐和他的妻子有深深的隔膜。他在我辦公室裏午休，他突然對我說，結婚真是沒意思，完全屬於義務勞動。有一次，我去小鎮看他，他正在睡懶覺。我說，我跑了五十公裏了，你還在床上啊。他說，我找不到起床的理由啊，起床幹什麼呢。那你不去廈門了。我說。“在外掙錢隻能是權宜之計，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方法。”龐說，“可能我活著就是為了受苦吧。”
我很少看到龐悲觀表露無遺。龐說，我準備把老婆調到縣城裏，在想辦法。我說，老師進城不會很難，關鍵是你要同時進城，難度就大了。龐說，小孩進城讀書是主要的，我自己無所謂，我就這樣了了此生。我說，你才三十多歲，怎麼能這樣想呢。“我從小就是一個有夢想的人，我有飛翔的翅膀，可我沒有天空。”龐說。我說，我也是一個抑鬱地生活的人，有過悲觀的時候，但我從來不會放棄，放棄意味著從未開始。
在那一年的時間裏，龐隔三差五跑到縣城，有時拎著茶油，有時提著香菇，送給相關部門的領導。過節了，他還帶一些雞鴨鵝之類的家禽，給辦事人員。龐在廈門掙了兩年的錢，因為調動，也花得所剩無幾。他是一個豪爽的人，寧肯自己吃虧也不願虧欠他人。大概過了一年多，龐調入縣城的一個對外交流部門，他的妻子進入一所學校教書。而我調到了臨近縣城幾華裏的市區。
有一次，龐打電話給我，說氓回來，大家一起吃餐飯，好好聚聚。氓胖了很多，像蒸熟了的白玉豆。原來氓在深圳一直做銷售假貨的生意，短短幾年，資產累積了好幾百萬，正計劃回縣裏投資實業呢。我很後悔這次聚會——那麼氓就永遠是記憶中的氓，貪吃，好色，溫文爾雅，不虛飾，樂於讓人取笑，也樂於取笑他人。氓變得猥瑣，缺乏氣度，而舉止又輕狂。吃完飯，我就走了，我甚至客套的話都沒有說。直至現在，我和氓同在一座城市，但再也沒有相見，他約我多次，我都推脫了。我是一個偏執的人。
有好幾年的時間，我很厭惡縣城，也許是它沒有給我留下恬美的記憶，也許它給人彷徨無措，以至於我完全疏離了它。我也很少和龐往來。他也很少到市裏來。他沉迷於武功。在旭日東路的花園裏，每天淩晨五點，有一個人穿對襟的藍色大褂，在葡萄架下打坐練氣功的人，就是他。他手上捏著兩個雞蛋大的鐵彈丸，須臾不離。他已經很少和人交流了，也基本上不上班。他隱居在自己的鬥室裏。他成了虔誠的佛教徒。有幾次，我想去他家玩，他都說，不要選擇在雙休日去，雙休日要給學生上課。原來他帶了一幫學生，學習音樂。去年暑假，我接到過一次他的電話，他說他小孩上大學了，想請我去喝酒。我說，你小孩怎麼就畢業上大學了呢，不是前兩年才上小學嗎。龐說，那是多少年前的事啦。我說我家裏還有我們去采摘柿子的照片呢，你小孩還沒板凳高。到了請酒的那天，我因為有事又不能去了，讓我內疚了很長時間。
我已經很多年沒有回小鎮了。這不是五十公裏的距離原因。小鎮公路兩邊建了密密麻麻的小平房。小鎮越來越臃腫，像一塊油炸麵餅，河邊的洋槐大多被砍伐，到了秋天，河堤上的蘆葦滿目的哀黃。在最初離開小鎮的那些年裏，我常常有懷才不遇的感覺，執著而無望，孤立而無援。但我最終選擇按自己的方式去生活——順從於內心的法則，與外部世界達成某種妥協。一個人幸福與否，與自己才華與生活的地域沒有任何關係。當我這樣去理解生活時，我已近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