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一夜心潮
——毛澤東心頭掠過的風雲
■ 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犯錯誤，哪一次不是同斯大林有關？
捷沃西安在高崗麵前的謹慎，不為多慮。遠在西子湖畔劉莊一號樓的毛澤東，很快知道了高崗此次東北之行的種種蛛絲馬跡。
毛澤東立即把三年前師哲翻譯出來的科瓦廖夫的報告調來，認真看了一遍。
這份材料，有捕風捉影的猜測，有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的誇大，有毫無根據的憑空捏造，也有一些是中國黨領導層中的議論。
不論從哪個方麵、哪個意義上說，告這種“洋狀”，都是絕對不能允許的。
放下科瓦廖夫的報告，已是暮色蒼茫了。毛澤東向後微微仰了一下身子，雙臂輕鬆地搭在沙發扶手上。透過白色的鉤花窗簾，望著窗外飄落的雪花。
這就是江南的雪啊！就是魯迅筆下的“滋潤美豔之至”、如“極壯健的處子的皮膚”的江南的雪。
然而，毛澤東的思緒，卻旋轉而升騰。
從此刻的暮色蒼茫，到次日的曙光初露，中國革命幾十年的崢嶸歲月，掠過毛澤東的心頭……
審視中國革命的曆程，有兩樣東西最使毛澤東感到惱怒，也最能觸動他警覺的神經。這兩樣東西，一是共產國際和斯大林對中國革命在政治、軍事和組織上的不適當幹預（此之謂外部的幹預），二是有人在黨內製造分裂（此之謂內部的分裂）。
導致中國大革命失敗的是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從黨的一大到五大，陳獨秀當過中央局書記，當過總書記。這個時期，陳獨秀作為黨的主要領導人，對於黨的路線、方針，當然起著決定性的作用；而陳獨秀又是執行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決議和指示的。那時的中國共產黨，不過是共產國際在中國的一個支部。共產國際是中國黨的“上級”，而斯大林又是共產國際的領導者。那麼，陳獨秀錯誤路線的根源，就不可能不涉及斯大林。
20年代的中國，出現了兩個大黨，一個共產黨，一個國民黨。這是兩個性質根本不同的政黨，對這兩個黨及其關係的認識和處置，稍一不慎，就會差之毫厘，失之千裏。
由於主觀和客觀的原因，斯大林在這樣一個根本性、全局性的問題上，有過失察，有過錯誤。斯大林把明明是民族資產階級政黨的國民黨，看成是“革命小資產階級政黨”，要共產黨處處遷就它。這種錯誤，就成為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主要根源中的一個。
中國無產階級雖然人數不多，卻是中國新的生產力的代表，是近代中國最進步的階級。這個階級最集中，最有紀律,這個階段最無私無畏，這個階級特別能戰鬥。毫無疑問，這個階級（通過它的政黨即中國共產黨），應當是中國革命的領導力量。
斯大林又怎樣看這個問題呢？
原則上，他認為中國無產階級及其政黨，應當成為中國革命的領導者，成為中國農民的領袖。但是，他又認為中國工人階級“尚未完全形成獨立的社會力量”，中國無產階級的子女被帝國主義的走狗鞭笞和拷打，“這樣的無產階級是不能成為領導力量的”。因而，“中國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團體是國民黨”。斯大林的這種錯誤認識和理論，於1923年1月，被共產國際用“決議”的形式，要求中國共產黨接受並且付諸實踐，這就是那個《關於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的關係問題的決議》。
當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分裂為革命勢力和反革命勢力，中間派向兩極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的時候，斯大林卻認為“民族資產階級已經分裂成了革命派和妥協派”，並且認為“妥協部分不會和帝國主義聯合一起”。
這是斯大林在中國革命問題上的又一個帶根本性的錯誤。陳獨秀對國民黨右派勢力，一而再地妥協，一而再地退讓，其理論依據，就是斯大林的這個根本性錯誤。斯大林的這個錯誤，也就成為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的又一個主要根源。
其實，對中國革命的這一係列帶根本性的問題，毛澤東是早就解決了的。1925年年底發表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就是為著反對當時中國共產黨內存在的兩種錯誤傾向而寫的，這兩種傾向是，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以張國燾為代表的“左”傾機會主義。這兩種錯誤傾向的共同點是：忘記了農民。忘記了農民，就感到力量不足，就要尋找力量，爭取同盟軍。不要農民而隻看到國民黨，隻知道從國民黨那裏尋找力量，這就是右傾機會主義；不要農民而隻看到工人，隻注意工人運動，這就是“左”傾機會主義。毛澤東在這篇文章中說了：中國無產階級的最廣大和最忠實的同盟軍是農民。應該這樣解決中國革命最主要的同盟軍問題。對於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毛澤東也說了：這是一個動搖的階級，革命高漲時，這個階級會分化，它的右翼，會跑到帝國主義方麵去的。
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不聽這些。當蔣介石製造“中山艦事件”，提出“整理黨務決議案”，一步步反共的時候，陳獨秀仍然堅持不要農民而依靠國民黨；在北伐戰爭中，還指令共產黨員在軍隊和政府中向蔣介石為代表的新右派退讓。
1926年10月，斯大林讓共產國際指示中共中央：“暫時不應加強土地運動”。斯大林的這個觀點，還是不要農民，隻知道聯合國民黨。
1926年12月，中共中央召開特別會議，貫徹斯大林的指示，認為當前最主要的傾向是“民眾運動勃起之日漸向左”，對土地革命進行了嚴厲的批判。會議作出決議，中心內容是“防止我們過於向左”。
這個錯誤的決議，是根據斯大林的指示作出的，並且是在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蘇聯顧問鮑羅廷的直接指導下作出的。
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因此而進一步統治了中共中央。
頭頂上壓著個陳獨秀，陳獨秀後麵有個斯大林，毛澤東實在無能為力。他隻得回到湖南，腳穿草鞋，手拿雨傘，用了32天時間，行程700公裏，實地考察湖南的農民運動。他想用事實來說話。
1927年春，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發表了。毛澤東滿腔熱情地說：“很短的時間內，將有幾萬萬農民從中國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來，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無論什麼大的力量都將壓抑不住。他們將衝決一切束縛他們的羅網，朝著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汙吏、土豪劣紳，都將被他們葬入墳墓。”毛澤東呼籲革命的黨派，應當站在農民運動的前頭領導農民運動，而不能指手畫腳地批評他們，更不能站在對立麵去反對他們。
斯大林沒有接受毛澤東的觀點，仍然堅持自己的看法；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也因之而有增無減，惡性膨脹，一錯再錯。蔣介石、汪精衛一再得手，相繼背叛革命，並且大批大批屠殺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於是，中國第一次大革命，便以最後的大失敗而告終。
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也於大革命失敗的同時，宣告破產。
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過後，就是瞿秋白的“左”傾盲動主義了。
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導致大革命失敗後，中國革命進入了低潮，共產黨員由六萬多人下降到一萬多人。
然而，“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沒有被嚇倒，被殺絕。他們從地上爬起來，揩幹淨身上的血跡，掩埋好同伴的屍首，他們又繼續戰鬥了”。
1927年8月1日，以周恩來為首的前敵委員會，在南昌發動武裝起義，向國民黨反動派打響了第一槍。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武漢召開緊急會議，糾正了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確定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屠殺政策的總方針。毛澤東在會上強調，全黨要非常注意軍事問題，“須知政權是由槍杆子取得的。”會議選出以瞿秋白為首的臨時中央政治局，毛澤東當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
9月9日，湘贛邊界爆發了工農武裝舉行的秋收起義。十天以後，毛澤東在文家市主持前敵委員會會議，否定了“取瀏陽直攻長沙”的意見，決定實踐毛澤東的主張，向敵人統治力量薄弱的山區、農村轉移，保存實力，再圖發展。接著，毛澤東率部走遍了羅霄山脈，決定在羅霄山脈中段，實行軍事割據。
中國大革命失敗後，斯大林提出了中國革命“三階段論”的觀點，即：廣州時期為第一階段，這是無產階級、農民、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聯合反帝國主義階段；武漢時期為第二階段，這是無產階級、農民、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已經叛離）聯合的土地革命階段；汪精衛叛變以後為第三階段，這是無產階級和農民聯合的“蘇維埃革命”階段。斯大林認為，“在最近時期（不一定是經過兩個月，也許經過半年、一年）新的革命高潮將成為事實”。
斯大林的這些觀點，通過國際代表羅米那茲直接灌輸給了中國黨。
1927年11月，瞿秋白主持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完全接受了斯大林的觀點。會後即製訂《中央工作計劃》，形成了“左”傾盲動主義錯誤。在革命性質問題上，認為中國革命是“不斷革命”，一直發展下去不間斷地達到社會主義；中國資產階級“實際上替帝國主義當走狗”，要推翻地主階級，“不能不同時推翻資產階級”。在革命形勢問題上，否認大革命失敗後明明存在著的低潮，而說“革命潮流始終並不是低落的，而是高漲的”。在革命方針上，認為應當組織全國總暴動。中央先後布置廣州、上海、武漢、天津、長沙等大城市總罷工，布置湖南、湖北、江蘇、浙江等省的工農總暴動。
國際代表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要規定政治紀律，並通過了《政治紀律決議案》。當時中國人覺得這一條很新鮮，沒聽說過。這個“決議案”認為中共湖南省委對秋收起義的指導，“完全違背中央策略”，“變成了單純的軍事投機”。毛澤東開辟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也成了罪過。周恩來等人搞的南昌起義，也成了問題。執行這個“政治紀律”的結果是：給中共湖南省委全體成員以紀律處分；解除了毛澤東的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的職務；給周恩來以警告處分，還牽連到南昌起義前敵委員會全體成員。一打就是一大片。
中共黨史上就又出現了一個新名詞：“瞿秋白‘左’傾盲動主義”。他的“盲動”，還不是從斯大林那裏壓下來的？
想到這裏，毛澤東眼前浮現出那張戴著眼鏡、端莊清秀、文質彬彬的臉。
毛澤東還記得，就在三年前的1950年12月31日，為瞿秋白文集的出版寫過的一些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