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同誌死去十五年了。他生前許多人不了解他。他在革命困難的年月裏堅持了英雄的立場，寧願向劊子手的屠刀走去，不願屈服。他為人民工作的精神、臨難不屈的意誌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來的思想，將永遠活著，不會死去。他的遺集的出版，將有益於青年，有益於人民的事業，特別是在文化事業方麵。
毛澤東還想起發生在1927年的兩件事。一件是關於《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的。毛澤東考察了湖南農民運動，從長沙回到武漢，便致信中共中央，說自己的報告很快就會寫完，並上報中央，希望在中央機關刊物《向導》上發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送到中央以後，《向導》隻摘登了部分章節，未發全文。瞿秋白不服，由於他在中央主管宣傳工作，便交給武漢出版單行本，並且親自寫了序言。他在序言中說：“中國農民要的是政權和土地。……中國革命家都要代表三萬萬九千萬農民說話做事，……毛澤東不過開始罷了。中國的革命者個個都應該讀一讀毛澤東這本書。”另一件是1927年9月底，瞿秋白在臨時中央政治局討論長江局人選時，提出要有毛澤東參加，他說：“澤東能來，必須加入，我黨有獨立意見的，要算澤東。”
想到這些，毛澤東不禁黯然神傷。
斯人已逝。他遺留下來的經驗教訓，不能忘啊！
依次而下，就輪到毛澤東的大同鄉——湖南醴陵人李立三了。
李立三進入中央，並且成為黨中央起主要作用的領導者，這件事本身就有些滑稽意味，而且根源也在共產國際。
那時，組織工作中有一條，叫“領導幹部工人化”，工人幹部被當作偶像。在“六大”上，張國燾和瞿秋白發生爭執，布哈林就出來講話，說是你們兩個大知識分子在吵架，再吵就把工人幹部提拔起來代替你們。“六大”75個代表中，工人有41人，選出的36個中央委員中，有21個是工人。大會把工人出身的向忠發選為總書記，實際上起不了總書記的作用。向忠發曾經是李立三領導下的一個地方工會的負責人，水平較低，對李立三十分敬佩，認為李立三在工人中威信很高，就逐漸扶植李立三，使他在黨中央起著主要領導者的作用。
1930年6月上旬，身為政治局常委兼宣傳部長的李立三，在中央會議上強調中心城市暴動，認為上海或武漢，很可能爆發革命高潮。李立三認為，“現在則是要奪取中心城市，向敵人主力進攻，向交通中心發展，所以紅軍應當擴大充實”。李立三認為毛澤東是妨礙“猛烈擴大紅軍”的代表人物，“他有整個的路線，他的路線完全與中央不同”。
6月11日，李立三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通過了他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這個決議，對中國革命的形勢、性質和任務等問題，提出了一係列冒險主義的主張。決議認為，“總的形勢，都表明新的革命高潮已經逼近到我們麵前了”，“準備一省與幾省的首先勝利建立全國革命政權，成為目前戰略的總方針”。決議強調：“無產階級的偉大鬥爭，是決定勝負的力量，沒有工人階級的罷工高潮，沒有中心城市的武裝暴動，決不能有一省與幾省的勝利，不特別注意城市工作，想‘以鄉村包圍城市’，‘單憑紅軍來奪取城市’，是一種極錯誤的觀念。”他們認為，“資產階級已經是反動聯盟的一部分，因此民主革命的徹底勝利，與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不可分離”。
緊接著，李立三製定了集中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計劃，和以武漢為中心的全國總暴動計劃。計劃規定各地紅軍的任務是：贛西南，贛東北和閩西地區的紅軍，“以主力側擊南潯路”，“取南昌，攻九江，奪取整個江西，以切斷長江”；各路紅軍向武漢進逼，“會師武漢，飲馬長江”。
6月15日，中央致信紅四軍前委，指出：“現在紅軍的任務，不是隱蔽於農村中作遊擊戰爭，它應當積極進攻，爭取全國革命的勝利”。信中還批評毛澤東等“完全反映著農民意識，在政治上表現出來機會主義的錯誤”。中央還指示前委：“你們應當深刻地了解自己的錯誤，按照中央的指示轉變你們今後的路線”，“如果前委有誰不同意的，應即來中央解決”。
這樣的語氣和措辭，比強迫命令還厲害，簡直近乎恐嚇了。
李立三的“左”傾冒險主義，在我們黨內雖然隻統治了3個多月，但是黨卻因此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的出現，重要原因是受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影響。
1929年一年之內，共產國際陸續來了4封信，都強調要“反右傾”，其中10月26日那封信影響最大。那封信斷言：“中國進到了深刻的全國危機的時期”，“現在已經可以並且應當準備群眾，去推翻地主資產階級聯盟的政權，而建立蘇維埃形式的工農獨裁”。那封信還認為：“盲動主義的錯誤，已經大致糾正過來。”
1930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決議：“目前全國的情形，正如國際來信所指出的已進到深刻的全國危機的時期”。“革命形勢的速度，即實行武裝暴動直接推翻反動統治的形勢的速度”，“我們必須如國際所指示，在現在就準備群眾，去實現這一任務，並積極的開展和擴大階級鬥爭的革命方式”。
蔣介石和汪精衛叛變革命，中國革命走向低潮。然而，斯大林卻說：“反對派常常把蔣介石的政變估計為中國革命的低落，那是錯誤的。把蔣介石的政變估計為中國革命低落的人，事實上是擁護蔣介石……這是愚蠢而又不革命的想法。”斯大林的“三階段論”，以及“蘇聯中心”論，把俄國的城市武裝起義經驗模式化、絕對化，一再強調反右傾，一再指令中共以城市為中心組織武裝暴動。這些都是形成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的重要因素和直接來源。
王明，原名陳紹禹，安徽六安人氏。
一想起王明這個名字，毛澤東就覺得胸中有一股火苗往上竄。
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在黨中央統治的時間更長，更有“理論”，形態更完備，欺騙性也更大，流毒更廣，造成的損失也更大，後果更壞。在促使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形成並且在中共中央占據統治地位這件事情上，共產國際的手伸得更長，做法也更粗暴，更無理。
20年代，為了幫助中國培養革命幹部，蘇聯在莫斯科創辦了中山大學。王明在中山大學學習時就善於鑽營，在學校內部鬥爭中，王明是支持副校長米夫的。米夫在俄共黨內鬥爭中是支持斯大林的。斯大林重用米夫，王明也因而受到青睞。王明跟著米夫，在中山大學搞了一係列宗派活動。
1930年12月上旬，米夫突然以共產國際代表的身份來到上海。米夫來中國的一個重要使命，就是把王明抬進中共中央。為達此目的，米夫竟然直接插手幹預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在全會召開前，米夫就起草好了會議決議，還擬定了中央委員及政治局委員的候選名單，聲稱是共產國際遠東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米夫極力美化王明，說王明在中山大學的鬥爭中，已經是“天才的領導者”，真正的布爾什維克；王明是百分之百執行國際路線的代表，而國際路線是絕對正確的，信任王明，就是信任國際；誰反對四中全會，誰就是反對國際，就要受到處分。
就在米夫威脅利誘之下，年僅26歲，原來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王明，一步登天，成了政治局委員。
王明在當時白色恐怖下的上海，成了驚弓之鳥，在征得米夫同意後，他又去莫斯科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由於博古搞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同王明一樣，王明便在出國前，經過共產國際批準，決定由博古主持中共臨時中央工作。王明再三叮囑博古：“萬事都得請示共產國際，決不可擅自行動，更不得聽信他人。”
王明到蘇聯後，被任命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主席團委員和政治書記處書記，直接參與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問題的決策。這樣，就形成了斯大林——王明（通過共產國際）——博古這樣一個幹預中國革命的體係。
王明“左”傾機會主義對毛澤東的打擊，一個接著一個，甚至讚成毛澤東的鬥爭策略的不少領導人，也受到排斥和打擊。毛澤東本人，最後連軍事領導職務也被撤銷，喪失了軍事指揮權。
當蔣介石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發動第五次“圍剿”之時，執行王明路線的博古和李德，放棄過去幾次反“圍剿”中行之有效的積極防禦的方針，提出“中國兩條道路的決戰”、“不放棄一寸土地”、“禦敵於國門之外”、“全線出擊”、“兩個拳頭打人”等等錯誤的口號、方針和方法，命令主力紅軍北上應敵，結果是紅軍輾轉於敵軍主力和堡壘之間，完全陷於被動地位。
毛澤東力挽狂瀾的建議，一次次被博古、李德拒絕，有利的戰機一次次喪失，國民黨軍屢屢得手，我軍一再失利，中央革命根據地一天天地縮小，最後，打破第五次“圍剿”的一切希望都落空，隻剩下放棄中央蘇區、進行長征這一條路了。
1935年1月，中央紅軍到達貴州遵義，15日～17日，在遵義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重新肯定了毛澤東的一係列正確的戰略戰術原則，增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取消了博古、李德的軍事指揮權，恢複了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權。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統治中共中央達四年之久，至此才告結束。
遵義會議是在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失去電訊聯係的時候召開的，是在沒有共產國際幹預的情況下召開的。中共中央獨立自主地解決了當時必須解決的軍事問題，解決了自己內部的組織問題。
從此，中國共產黨人開始掌握了自己的命運。
時隔兩年，又冒出了抗日戰爭中的右傾機會主義。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大搞右傾投降主義的，還是這個王明。
1937年，經“七七事變”和北平、天津的淪陷，全國人民抗日救亡的熱潮高漲，中國共產黨號召全國總動員，實行全麵的、全民族的、持久的抗戰。至1937年8月，抗日統一戰線開始形成。毛澤東不失時機地指出：“統一戰線建立後，主要危險是右傾機會主義，要反對對國民黨的投降主義傾向。在黨內反對階級投降主義，堅持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在全國要反對民族投降主義。”
可巧正在這時候，共產國際將王明派遣回國，11月29日到達延安。王明到達延安第十天，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出右傾投降主義的主張。王明反對關於國民黨內有左、中、右三種勢力的提法，否認共產黨在抗戰中的領導作用，否認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主張“一切服從統一陣線”、“一切經過統一戰線”；反對提國民黨和共產黨誰吸引誰的問題，主張共同負責、共同領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