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的身份是中共駐國際代表、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委員和候補書記。王明回國前，共產國際開過專門會議討論中國抗戰形勢和中國黨的任務。共產國際領導人認為，中共和中國無產階級的力量太弱小，中國的抗戰應該依靠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中共要運用法共“一切為了人民陣線，一切經過人民陣線”的經驗，做到共同負責，共同領導。
王明自己有這種身份，這是一；共產國際的領導又有這些意見，這是二；他這次回國是共產國際特意派遣的，這是三；當時中國共產黨還是共產國際下的一個支部，這是四；此外，再加上王明吹吹乎乎，打著斯大林的旗號，因此，他的一切意見，便都成了共產國際對中國黨下達的命令，中國黨隻能照辦，隻能執行。
由於這些原因，1937年12月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陷於孤立，隻是由於毛澤東對持久戰、遊擊戰為主、統一戰線中獨立自主的原則堅持到底，王明的錯誤意見才沒有形成會議決議。
其後，王明又到武漢擅自發表文章和講演，繼續宣揚他的錯誤主張。1938年春天，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王明繼續堅持他的右傾主張，附和國民黨“隻要一個軍隊”和“統一軍令”的叫喊，強調在軍事上要服從國民黨的統一領導。
由於王明回國後對中央路線的衝擊，妨礙了遵義會議以後的中央路線的執行。1937年冬至1938年春，華中敵後未能更廣泛地開展抗日遊擊戰爭和創造抗日根據地，就是在工作中造成的直接危害。
1938年9月14日，王稼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傳達了共產國際和季米特洛夫的指示和意見：中共一年來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治路線是正確的；中共在複雜的環境中正確運用了馬列主義；中共中央要以毛澤東為首解決統一領導問題。在這種情況下，9月29日召開的六屆六中全會，才基本上糾正了王明的右傾錯誤。
■ 張國燾在長征途中鬧分裂，企圖用武力危害中央。葉劍英將張國燾的密電送給了毛澤東。毛澤東說：“葉劍英同誌，你辦了一件好事！”
遵義會議後的長征途中，張國燾鬧了一次右傾分裂主義。回想起同張國燾的那場鬥爭，頗能讓人想起魯迅所描寫的“偶經生疏的村外，一聲狂嗥，巨獒躍出”，那樣一種令人緊張的情景。
中央紅軍長征進入貴州以後，蔣介石調動大軍阻止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麵軍會合，妄圖各個消滅紅一、紅四方麵軍。一方麵軍翻越夾金山後，終於同紅四方麵軍會合了，廣大指戰員歡騰雀躍。毛澤東當時就指出，這次會師具有偉大的曆史意義，是紅軍戰鬥史上的重要一頁。會師的勝利，證明我們的紅軍是不可戰勝的。紅一、紅四方麵軍是一家人，要在黨中央領導下，為徹底消滅蔣介石反動派，趕走日本帝國主義而共同奮鬥。會師後，黨中央及時提出，今後紅一、紅四方麵軍的行動方針，就是北上抗日，建立川陝甘革命根據地。
張國燾卻心懷鬼胎，把紅四方麵軍當成了他個人的資本，自恃紅四方麵軍人多、槍多，一方麵提出同中央相反的方針，即要“創造川康新大局麵”，實際上是向西部荒僻地區（川康、青海和新疆）退卻，另方麵向黨中央伸手要權要官。
為了達到個人目的，張國燾在一方麵軍的高級領導人中，運用請客吃飯、送錢送物、關心體貼、吹吹拍拍等手段，進行拉攏和挑撥，破壞黨內和軍內的團結，同時製造和散布對黨中央和一方麵軍的流言蜚語。
會師後，黨中央從工作出發，決定增補張國燾為中央軍委副主席。張國燾一方麵表示讚成，一方麵又誣蔑說，這樣作是表明中央急於控製四方麵軍。張國燾覬覦的是黨和軍隊的最高職務。
當時黨中央負責同誌顧全大局，主動讓位。在一次會議上，張聞天提出辭去總書記職務，由張國燾擔任，張國燾立即喜形於色。毛澤東斷然否定了這一建議，提出這是遵義會議的決議，不能推翻。接著周恩來提出辭去紅軍總政委職務，由張國燾擔任。周恩來是指揮全軍軍事行動的三人小組成員，放棄總政委職務，既不影響大局，又作了妥協。毛澤東立即讚成這個意見，建議速作決議。於是張國燾便當上了紅軍總政委（總司令是朱德）。會議規定：紅一、紅四方麵軍會師後，均由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總政委直接指揮。
張國燾仍不罷休，要求召開政治局會議，解決“政治路線”問題，並且要求把“他的人”更多地補選進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這才召開沙窩會議。張國燾在會上堅持錯誤，極力吹噓自己，同時對黨中央和一方麵軍進行指責。與會的多數同誌，對張國燾提出批評。會議決議指出：“創造川陝甘蘇區根據地，是放在一、四方麵軍前麵的曆史任務”。張國燾被迫同意中央北上建立川陝甘根據地的戰略方針。關於增補四方麵軍的幹部進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黨中央為了團結四方麵軍北上，也作了讓步。會議決議特別強調，“必須在一、四方麵軍中更進一步加強黨的絕對領導，提高黨中央在紅軍中的威信”，“一切有意無意破壞一、四方麵軍團結一致的傾向，都是對於紅軍有害，對於敵人有利的”。
沙窩會議後，全軍分左右兩路軍。右路軍包括紅一軍團、紅三軍團、四軍、三十軍、軍委縱隊一部及新成立的紅軍大學，由黨中央、毛澤東直接率領，徐向前、陳昌浩指揮；左路軍包括紅五軍團、九軍、三十一軍、三十二軍、三十三軍和軍委縱隊另一部，由朱德總司令率領，實際上是總政委張國燾率領。中央決定：右路軍以毛兒蓋為中心集結，向班佑、巴西前進；左路軍以馬塘、卓克基為中心集結，向阿壩地區開進，再東進，至班佑地區向右路軍靠攏。
張國燾一到阿壩，就違反中央決定，按兵不動，並多次抗拒中央要他抵達班佑地區向右路軍靠攏的命令，堅持紅軍應向青海、新疆發展的逃跑主義。不僅如此，張國燾還以紅軍總司令部名義，命令右路軍放棄北上，跟隨左路軍南下。
三軍軍長彭德懷當時對這種形勢感到非常憂慮，經常向毛澤東報告張國燾和陳昌浩的動向。
據彭德懷《我的自述》中回憶，一天下午，彭德懷問毛澤東：我們堅持北進，擁護中央，他們擁護張國燾南進方針。一軍團作為先頭部隊向俄界地區探路，已經走了兩天，這裏隻有三軍團。四方麵軍如果解散三軍團，怎麼辦？為了避免紅軍打紅軍的不幸，在這種情況下，可不可以扣押人質？
毛澤東沉吟了一會兒，說：“不可。”
赤膽忠心的彭德懷從毛澤東那裏出來，心裏非常難過：一軍團已經北進了，如果張國燾仗著人多槍多，強迫三軍團南進，一軍團單獨北進也起不了作用。一同南進，張國燾就可能仗著優勢軍力，采取陰謀手段，將中央搞掉……
就在彭德懷離開毛澤東住處不到兩個小時，葉劍英急忙送來張國燾給陳昌浩的一份密電。據當時前敵指揮部作戰科副科長呂黎平回憶，電文中說，望勸毛（主席）、周（恩來）、張（聞天）放棄毛兒蓋方案（即北進），同右路軍一起南下。如果他們不聽勸告，應監視其行動，若堅持北進，則應開展黨內鬥爭，徹底解決之。
毛澤東看完電報後說：“葉劍英同誌，你辦了一件好事！”
情況危急，千鈞一發！
中央政治局立即召開緊急會議，即巴西會議，揭露張國燾分裂黨分裂紅軍、抗拒黨中央命令，並企圖以武力危害中央的罪行。會議決定，立即率領中央機關、三軍團、軍委縱隊一部，組成臨時北上先遣支隊，脫離危險區域。
在一個烏雲滿天、伸手不見五指的黑夜，毛澤東和周恩來、張聞天、彭德懷、楊尚昆等領導人，踏上了北進的征途。
張國燾一意孤行，在分裂的道路上越走越遠。1935年10月5日，竟然另立“中央”，召開高幹會議，宣布他“欽定”的“中央”組成人員名單，自封為“主席”，並且狂妄致電中共中央，宣稱“此間已用黨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軍委、總司令部等名義對外發表文件”，“你們應稱北方局、陝北政府和北路軍，不得再冒用黨中央名義”，“你們應將北方局、北路軍和政權組織狀況報告前來，以便批準”。
1935年11月，共產國際為了恢複同中共中央的聯係（這種聯係已經中斷了許久），派中央代表團代表張浩（林育英）回到陝北。張浩完全支持中央的路線。1936年1月22日，中央通過決定，指出張國燾成立“第二黨”，“無異於自絕於黨，自絕於中國革命”，並電令張國燾“立即取消他的一切‘中央’”。隨後，張浩代表共產國際致電張國燾，說明“共產國際完全同意於中國黨中央的政治路線”，並認為“中央紅軍的萬裏長征是勝利了”。張國燾自知他的所謂“中央”，本來就是他自己搞的，是違反黨紀的、不合法的，如果共產國際一旦公開否決，局麵就更加不可收拾。
張國燾對抗中央命令率軍南下的初期，因朱德等領導人指揮得力，在打破蔣介石的圍剿中取得了一些勝利。但後來屢屢碰壁，軍事上接連失利，完全證實了黨中央和毛澤東的預料：從敵情、地理、民族、經濟、政治各方麵看，南下是沒有出路的，南下是絕路。
另外，朱德、劉伯承等領導一直反對南下，主張北上同黨中央會合，同張國燾分裂黨、分裂紅軍的罪行，進行堅持不懈的鬥爭。
由於這種種因素，張國燾才被迫於1936年6月6日，宣布取消偽“中央”，準備北上。
又經過四個多月的曲曲折折，張國燾也到了陝北。但他一直口是心非，堅持錯誤，與黨對抗。最後，於1938年4月4日，借參加國共雙方祭拜黃帝陵之機，離開延安，竟然一個小差開到了蔣介石的懷抱裏，當了國民黨的特務。
由於葉劍英及時送來張國燾那份密電，使毛澤東和黨中央得以脫離險境，每當回想起那時同張國燾的鬥爭，毛澤東總稱之為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時刻”。毛澤東後來多次稱讚葉劍英“諸葛一生唯謹慎，呂端大事不胡塗”。直到1967年，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提到同張國燾的鬥爭時又說：葉劍英同誌在關鍵時候是立了大功的。如果沒有他（毛澤東邊說邊摸摸腦袋），就沒有這個了。當然，這些都是後話。
■ 毛澤東想：斯大林沒有了，會不會出“斯小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