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崗心中一直是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直到他坐在會場中，聽到主持人宣布由劉少奇受中央政治局和毛澤東同誌的委托作《中央政治局向第七屆第四次中央全會的報告》的時候，他才有些清醒過來。
然而，恰恰是劉少奇這個名字，又使高崗的思想開了叉。從延安的時候起，高崗就同劉少奇有過多次接觸，關係雖然說不上很好，也談不上壞。現在怎麼樣？也是今非昔比了。也許他去年夏天幹得太猛了？太莽撞了？太缺少韜略？沒有考慮進可以攻退可以守，而是幹了個“一錘子買賣”？
劉少奇拿著講話稿開始作報告的時候，饒漱石的心情也許比高崗更複雜、更難堪。他同劉少奇的關係比高崗同劉少奇的關係要特殊得多。尤其是那年劉少奇從南方北上延安，正是委托他而不是陳毅代理新四軍政委的，饒漱石的政治生涯，也許正是從那時開始呈上升趨勢。後來呢，劉少奇待饒漱石也不薄。再後來，偏偏遇上了高崗，饒漱石一時“聰明”，以為又攀上一個“高枝”，一直發展到去年夏天邁出了公開反對劉少奇的一步。人們說，凡是大麻子，十個有九個脾氣暴躁，沒準兒真是這麼回事。跟著高崗這個大麻子，可真是“聰明誤”，早知如此，何必當初了。但是，一般說來，饒漱石的性情不像高崗那樣暴烈，饒漱石有一種隱忍的功夫。現在是應該收斂一下，走著瞧了。高崗這一次也未必一敗塗地。即使高崗失敗了，隻要饒漱石加上一百個、一千個小心，不在他和劉少奇之間增加任何新的芥蒂，憑著從前那層“老關係”、那層“舊情”，事情也許會有點轉機、有點希望……唉！
當劉少奇報告關於這次全會的第一、第二項議程時，高崗一直處在“七上八下”的精神狀態之中，都沒有聽清，或者沒聽進去；當講到此次全會的第三項議程，即通過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草案時，高崗收住了千端思緒。他聽見劉少奇說：
我們的黨，目前在基本上是團結一致的，是鞏固的。黨在基本上的團結、鞏固，並不是說黨已經沒有缺點，而是說黨已經有了很好的條件來考察和克服自己的缺點。政治局所提出的決議草案，分析了目前我們黨的狀況的兩個方麵。我以為這個草案所指出的黨的缺點，值得我們在座的所有同誌的深刻注意，值得省（市）委員會以上的負責幹部和武裝部隊的高級負責幹部的深刻注意。
劉少奇說，黨內相當多的一部分幹部滋長著一種極端危險的驕傲情緒，他們因為工作的若幹成績就衝昏了頭腦，忘記了共產黨員所必須具有的謙遜態度和自我批評精神，誇大個人的作用，強調個人的威信，自以為天下第一，隻能聽人奉承讚揚，不能受人批評監督，對批評者實行壓製和報複，甚至把自己所領導的地區和部門看作個人的資本和獨立王國。我們從來反對任何黨員由滿腔熱忱地勤勤懇懇地為人民服務的高貴品質，墮落到資產階級的卑鄙的個人主義方麵去。黨的團結就是黨的生命，對於黨的團結的任何損害，就是對於敵人的援助和合作。隻要黨內出現了個人主義的驕傲的人們，隻要這種人的個人主義情緒不受到黨的堅決的製止，他們就會一步一步地在黨內計較地位，爭權奪利，拉拉扯扯，發展小集團的活動，直至走上幫助敵人來破壞黨分裂黨的罪惡道路。
劉少奇又說：
中央政治局考慮到黨外和黨內的各種狀況，認為中央通過這個決議是適時的，並且是絕對必要的。
如政治局所提出的決議草案所說，在我們黨內，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原則還不是在所有的環節都能暢行無阻的。這種情形必須改變。
我們黨內也有這樣的人，他們口頭上並不反對批評和自我批評，可是在實際行動上卻認為批評和自我批評隻能適用於別人，隻能適用於別人工作的範圍內，而不能適用到自己，不能適用到屬於自己工作的範圍內。這樣的想法是完全錯誤的。當然，也還有這樣的人，他們不是想經過批評和自我批評來鞏固黨的紀律，來促進黨的團結和幫助同誌的進步，而是想假借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名義來削弱和破壞黨的紀律，從而削弱和破壞黨的團結和黨的威信。這樣的態度是黨所完全不能允許的。
劉少奇還有一段話，簡直是對高崗直言不諱的警告。
劉少奇說：“對於那種有意地破壞黨的團結，而與黨對抗，堅持不改正錯誤，甚至在黨內進行宗派活動、分裂活動和其他危害活動的分子，黨就必須向他們進行無情的鬥爭，給以嚴格的製裁，甚至在必要時將他們驅逐出黨。”
劉少奇這幾句話撞擊著高崗的耳膜，使高崗全身的毛孔都發了一下熱，以致劉少奇下麵說的什麼“為了……反對破壞團結的言論行動，需要全黨幹部首先是高級幹部有充分的革命警惕性和政治敏感”，什麼“黨的中央委員會和省（市）委員會以上負責同誌的團結，是全黨團結的關鍵，……應當以身作則”，就都沒有聽清了。
劉少奇報告結束之後，要就自己幾年來工作中的缺點錯誤，作公開的自我批評。
這時，高崗又聚精會神地聽下去，並且記住了劉少奇自我批評的要點：
（一）關於農業生產合作社問題。
關於農業生產合作社問題，我曾有過一種想法，在基本上是不正確的。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後，要對我國農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要實行農業集體化，對於這個基本方向，我是沒有懷疑過的。因此，我主張向農民宣傳社會主義，要經常地向農民說明：僅僅實行土地改革還不能最後地解放農民，隻有實行社會主義才能使農民最後地獲得解放、免於貧困並富裕起來。在目前要廣泛地發展勞動互助組和供銷合作社，要限製富農經濟，在將來要普遍地組織集體農場和消滅富農經濟，對於這些，我的觀點都是明確的。但是，我有過一種想法，就是我以為還要等一個時候才能在我國農村中大量地、普遍地組織農業生產合作社和集體農場，而沒有想到立即就可以大量地組織半社會主義的農業生產合作社，並由此逐步地發展到完全社會主義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即集體農場。同時，在目前的勞動互助組與將來的集體農場之間沒有抓住以土地入股的半社會主義的農業生產合作社這個組織形式，作為由互助組過渡到集體農場的十分重要的中間過渡形式，因而，就以為互助組不能過渡到集體農場，而把二者看成在組織上是沒有多少聯係的兩回事。因為有了這種想法，所以在1950年1月與東北個別同誌談到農村互助合作問題時，我有一些話是說得不妥當的。在1951年春，我讚成華北局在個別地方試辦農業生產合作社，但不讚成推廣。同年7月間我批評了山西省委《把老區互助組提高一步》的文件，並在向馬列學院第一期畢業生講話時，也說到了這個批評。應該說，我這個批評是不正確的，而山西省委的意見則基本上是正確的。
……
（二）關於老區土改出現“左”傾錯誤問題。
1947年我主持的全國土地會議，確定了普遍實行分配土地的原則，製定了土地法大綱，並提出了整黨的方針。這個土地法大綱和整黨方針，是經過黨中央的修正和批準的。全國土地會議的工作是有成績的。但是這個會議有重大的缺點，這就是沒有對於農村的階級分析做出恰當的決定和沒有能夠製定一個正確的切實可行的詳細的沒收分配土地的辦法，同時對於錯誤傾向的批判不夠全麵。在會議上著重地批評了黨內反對地主不堅決以及同情、可憐、庇護地主的右傾錯誤，這是完全必要的，並從此結束了這方麵的錯誤。對於當時已經發生的一些“左”傾錯誤，雖然也做了批評，但這種批評是不充分的，沒有係統的，因而也就不能夠認真地去堵塞有些地方的“左”傾錯誤的發生和發展。……直到1947年12月在中央會議上毛澤東同誌作了關於《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報告，1948年中央重新發表1933年怎樣分析階級的文件和任弼時同誌的文章後，各地土地改革才逐步完全納入正軌。我在當時沒有能夠把指導土地改革這樣一個嚴重的任務完全正確地擔當起來。
（三）關於“和平民主新階段”。
1946年2月1日，在舊政協會議開過會，中央發出了一個指示，說舊政協決議付諸實施，中國從此走上和平民主階段。同時向八路軍、新四軍和各解放區提出練兵、減租和生產三大中心工作，並指出“一切準備好，不怕和平的萬一被破壞”。在這個指示中所謂“和平民主階段”是屬於一種對時局的估計，而關於練兵、減租和生產三大中心工作的規定，則是對於我們的革命起實際作用的性質的東西。對於和平可能性的估計隻是一個方麵，而關於練兵、減租和生產這些中心工作的指示，則在於我們可和可戰，使我們在任何時局變化的場合下，都能夠有恃而無恐。對於這個文件，我想是應該作這樣的分析的。……中央通過的這個指示，是我起草的，我曾經根據這個指示在幹部會上作過一個報告，在報告中有些話講得不妥當，應當糾正。
（四）關於天津講話。
1949年春中央派我去天津研究和幫助天津市委的工作，我對天津當時的工作說過許多話，曾經批評了當時某些對資產階級的“左”傾情緒，雖原則上沒有錯誤，但其中有些話是說得不夠妥當的。
我認為，自己在總的方麵是貫徹執行黨的路線的，存在的缺點錯誤，歡迎同誌們批評，自己當堅決改正。堅持真理，修正錯誤，這是一個共產黨員、尤其是黨的幹部必須遵循的原則。
劉少奇的自我批評，在與會者心目中的反響很不相同。有的認為，少奇同誌這樣做，很好，既不遮遮掩掩，又不躲躲閃閃，反正就那麼幾根小辮子，又不是背後搞什麼鬼，而是公開的講話或見諸文字的批示，公開的辮子在黨內公開抖摟出來，這就主動了，就可以輕裝前進，該幹什麼幹什麼。有的認為像少奇同誌這樣的身份，能作出這樣的自我批評，態度誠懇姿態高，實在難能可貴。持這些看法的是到會者的大多數。但也有人認為少奇同誌不必這樣，恐怕會授人以柄；還有人認為這樣的自我批評未免一般化，太簡單。
劉少奇的自我批評在高崗心中引起的則是有喜有憂。高崗喜的是，劉少奇的缺點錯誤，恰恰是高崗的優點，劉少奇有幾條缺點錯誤，高崗就有幾條優點，而且對劉少奇的每條缺點錯誤，高崗都提出過，鬥爭過。
高崗“憂”的是……
正當高崗想對自己思緒中隱約的憂慮理出個頭緒的時候，鄧小平的發言開始了。高崗意念中飛快地閃過：自己曾經拉攏他一起“拱倒”劉少奇，但被拒絕了；財經會議上，毛主席又搬他來替周恩來“解圍”。此人分量不輕。他的發言得好好聽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