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說：
“我完全同意這次會議根據毛澤東同誌的提議所提出的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草案，並完全同意少奇同誌對這個草案的解釋。”“這個決議草案，正如少奇同誌的報告所說，不是無的放矢的，而是有所指的，是根據具體事實，指了具體對象的。”
鄧小平又說：“決議草案清楚地告訴我們：驕傲一定會使黨的團結受到損害，使革命事業受到損害。對於個人來說，對於我們每一個共產黨員來說，它是一種腐蝕劑。它可以引導個人主義發展，把一個滿腔熱忱的勤勤懇懇為人民服務的共產黨員的高貴品質喪失掉，而墮落到最卑鄙的個人主義方麵去。”
老實說，此時此地的高崗，對這樣一些一般的大道理，興趣都不大。倒是鄧小平下麵這樣一些話，高崗不能不琢磨琢磨，掂量掂量。比如，鄧小平說的，“……貪天之功，將上級的正確領導，其他同誌、其他各方麵的努力，統統算在自己的身上……覺得那些拉拉扯扯、吹吹拍拍的人對他很好，對他有溫暖……如果他在中央某一個部門工作，往往會忽視地方的情況，不重視地方工作同誌的意見，甚至隨便用中央的帽子往下壓；如果他在地方工作，往往會對全局照顧不夠，對中央各部門的情況照顧不夠，遇事總以為理在地方，甚至覺得上頭的約束對他很不舒服，不願意受檢查，不願意受批評”。
緊接著，鄧小平替劉少奇講了一大段公道話。這時候，會場氣氛一片肅靜，而高崗，卻有如芒刺在背。鄧小平說：
“全國財經會議以來，對少奇同誌的言論較多，有些是很不適當的。我認為少奇同誌在這次會議上的自我批評是實事求是的，是恰當的。而我所聽到的一些傳說，就不大像是批評，有些是與事實不相符合的，或者是誇大其詞的，有的簡直是一些流言蜚語，無稽之談。比如，今天少奇同誌在自我批評裏講到的對資產階級的問題，就與我所聽到的那些流言不同。對資產階級問題，雖然我沒有見到一九四九年初少奇同誌在天津講話的原文，但是據我所聽到的，我認為少奇同誌的那些講話是根據黨中央的精神來講的。那些講話對我們當時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國的時候不犯錯誤，是起了很大很好的作用的。雖然在講話當中個別詞句有毛病，但主要是起了好作用的。當時的情況怎麼樣呢？那時天下還沒有定，半個中國還未解放。我們剛進城，最怕的是‘左’，而當時又確實已經發生了‘左’的傾向。在這種情況下，中央采取堅決的態度來糾正和防止‘左’的傾向，是完全正確的。我們渡江後，就是本著中央的精神，抱著寧右勿‘左’的態度去接管城市的，因為右充其量喪失幾個月的時間，而‘左’就不曉得要受多大的損失，而且是難以糾正的。所以，我認為少奇同誌的那個講話主要是起了很好的作用的，而我所聽到的流言就不是這樣的。又比如對於富農黨員的問題，不過是早一點或遲一點發指示的問題，但是我聽到的流言就不是這樣的。又比如，對於工人階級半工人階級領導革命的問題，在提法上當然是不妥當的，可是這裏並沒有涉及黨的性質問題，但是我聽到的流言就不是這樣的。我說有些流言是超過了批評與自我批評的限度的，不但從組織方麵來說不應該，而且有些變成了無稽之談或隨意誇大，這種現象是應該值得我們注意的。我們能夠把維護中央的威信和維護中央幾個主要負責同誌的威信分開嗎？能不能這樣說，維護中央的威信與中央幾個主要領導同誌無關，例如與少奇同誌無關，是否能夠這樣解釋呢？對於這些對主要負責同誌的超越組織的批評，並沒有引起我們的反對和製止，我們的嗅覺不敏銳，對於這些言論抵製不夠，這難道與我們自己的思想情況和驕氣一點關係都沒有嗎？這難道不應該引起我們的警惕嗎？”
鄧小平的這些話，無異於在眾目睽睽之下，指著高崗的鼻子，挖空了高崗的老底，使高崗覺得腳下踏的，並不是堅實的土地，而是一片沼澤了。
滴水不漏的鄧小平，接下去又作起自我批評來了。鄧小平說：
“我覺得我們每一個人，首先是高級幹部，應該針對決議草案中所提到的這些傾向，在思想上清理一下。比如我這個人，雖然過去也經曆了一點風波，但是近二十年來是一帆風順的，這一點必須加以警惕。我們必須清醒地估計一下，究竟對黨對人民有多大的貢獻？我們曾經單槍匹馬地幹出過任何一件事情來沒有？難道我們能夠設想自己是那樣十全十美而沒有一點缺點和錯誤嗎？拿我來說，缺點是很多的，錯誤也是常常要犯的。遠的不說，到中央來了以後，分散主義我是有份的，這一個時期我所解決的問題，無論對事對人決不是都那樣妥當的。至於過去，無論在華北，在中原，在西南，工作中都是有缺點錯誤的。不能設想，像我們這樣的馬列主義的水平在工作中會沒有錯誤沒有缺點。我們要把這個決議當作一麵鏡子來照我們自己。”
劉少奇的自我批評，鄧小平的發言，給高崗出了一堆難題。——對了，劉少奇的自我批評引起高崗的憂慮在這裏：劉少奇好歹對自己的缺點錯誤列出了幾條，高崗能列出幾條什麼呢？
鄧小平的發言也相當厲害。比如，他對劉少奇關於資產階級、關於富農問題講話的解釋，以及他批評關於劉少奇這些講話的“流言蜚語”，使高崗有些心慌。還有，鄧小平承認自己對“分散主義”“有份”。這次會要解決的問題本來同他不沾邊，可是他也站出來認這個賬。使高崗煩躁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在高崗看來，劉少奇的缺點錯誤，恰恰是高崗的優點，可是，這個話是絕對不能在這個會上講的，而這些話，又偏偏像一群管束不住的狼犬，在高崗心裏亂竄！當然，出難題的還有其他幾位同誌。他們之中，有的或多或少參與了高崗、饒漱石的活動，有的雖然沒有參與多少活動，但聽見過高崗不少言論。他們站出來講話了。他們各自做了不同程度的自我批評，但是，他們都同樣程度不同地指出高崗、饒漱石的問題及其嚴重性，希望高崗能認識錯誤和改正錯誤。
這個難題真是不小。彎子太大，怎麼轉過來呢？
高崗說過，他最擁護毛主席，毛主席也最信任他，最器重他，如果他離開了北京，毛主席休假就放心不下。毛主席早已不重視劉少奇和周恩來了，不想讓劉少奇管黨的工作，不想讓周恩來管政府工作。劉少奇和周恩來都是搞宗派主義的，一個有“圈圈”，一個有“攤攤”。
言猶在耳，曾幾何時！現在，要高崗在大會上向大家檢討，怎麼拐得過來呢？難哪，實在是難。高崗給毛澤東寫過信，說自己“犯了錯誤”，表示要在四中全會上作“自我批評”，那不過是虛晃一槍，為的是要同毛澤東見麵。現在，看來是非出台“亮相”不可了。高崗犯了什麼“錯誤”？作什麼“自我批評”？“批評”什麼？一個堂堂正正的英雄，一夜之間就成了小醜？！
然而，還是得講。高崗橫下一條心，開始他的發言。
他首先講黨的團結的重要性。無產階級的力量，就在於團結，黨的力量，也在於團結，無產階級的政黨之所以能夠領導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進行有效的鬥爭，建立自己的政權，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就在於黨自身的團結。團結就是力量。無產階級政黨自身如果不團結一致，步伐也不整齊，黨內出現這樣那樣的小宗派、小團體，那麼，不僅黨的曆史使命完成不了，黨本身能不能存在下去，都會成為問題。那麼，我們黨團結的基礎是什麼，團結的軸心又在哪裏呢？我們黨團結的基礎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團結的軸心是黨的領袖毛澤東同誌為首的黨中央。我們應該切實做到：有利於黨的團結的話就說，不利於黨的團結的話就不說；有利於黨的團結的事就做，不利於黨的團結的事就不做。
高崗這樣侃侃而談的時候，忽然感覺上有些不對，會場的氣氛也有些不對。這些車軲轆話，今天好像不是他講的，大家也不願意聽他這些大道理。
高崗還沒有找到角色的感覺。他還沒有從舊角色中走出來，還沒有進入新角色。
“我也有缺點和錯誤。”高崗在進入新的角色了，“沒有缺點和錯誤的人是不存在的，現實的情況很複雜，我們的馬列主義水平又不能說很高了，主觀同客觀不一致、相脫離的情形，隨時都可能發生，也就是說，隨時都有可能犯錯誤。特別在黨的工作重心從農村轉到城市的新時期。”
這又不對了，誰叫你論證一個人會不會犯錯誤，現在根本不需要你從理論上闡述人為什麼會犯錯誤的道理，而是直截了當地說明，你有什麼錯誤，你對這些錯誤的認識如何，打算怎樣改正。
“比如說，我有自由主義的東西，有思想上的自由主義，在不同場合，說了些自由主義的話。這是很不好的。我對中央的個別領導同誌，有些意見，有些情緒，但我不顧影響，在一些不適當的場合發過牢騷。這是很不應該的。”
“我還有地方主義和本位主義思想，遇事考慮本地區的利益多一些，心中缺乏全局觀念。一個領導幹部，應當胸有全局，應當使局部利益服從全局利益，這一點我沒有做好，我常常過分強調局部利益、本地區、本部門的利益。”
“驕傲自滿情緒我也存在，有時還表現得比較嚴重。思想上總覺得自己正確，覺得自己有能力，有水平，辦事果斷。也覺得自己對革命有功，從老區裏來的，一槍一彈打過來的，一步一個腳印走過來的，很不容易。抗日戰爭結束後，開發東北有功；建國以後，建設東北有功；抗美援朝戰爭打響以後，又對支援前線有功。總之是思想驕傲了。這種思想和情緒，是很不好的。”
“我在作風上也有不民主的東西。作風上的不民主，根子就在思想上的驕傲自滿。既然自己水平高，能力強，還要婆婆媽媽商量來商量去幹什麼？拍了板就完了。這樣，不僅在工作中挫傷了同誌們的積極性，也給工作造成了一些損失。由於驕傲自滿、作風不民主，就總是愛聽表揚的話，不願意聽批評的話。”
“這些東西，都是作風不純，希望能夠聽到同誌們更多的批評，以便我提高認識，在今後的工作中，改正這些缺點，糾正這些錯誤。”
高崗的發言結束後，會場上的氣氛較為冷淡。這也難怪，因為聽完他的發言，就像在夏天被烈日曬得滾燙的廣場上，灑了幾滴水，這能解渴嗎？什麼問題也解決不了。而且，他的所謂自我批評，聽起來不是自我批評，倒像是自我表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