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兩種人：一種是老資格，在座的不少，資格很老；一種是新生力量，這是年輕的人。這兩種人中間哪一種人更有希望呢？恩來同誌今天也講了這個問題，當然是新生力量更有希望。有些同誌，因為自己是老革命，就驕傲起來，這是很不應當的。小孩子有點驕傲情緒，那是比較合理的。上了年紀的人，有了這麼多經驗，還驕傲，把尾巴翹得那樣高，可以不必。俗語說：“夾緊尾巴做人。”人本來是沒有尾巴的，為什麼要夾緊尾巴呢？好比那個狗，有翹尾巴的時候，有夾尾巴的時候。大概是打了幾棍子的時候它就夾緊尾巴，大概是有了幾批成績的時候它的尾巴就翹起來了。我希望，我們所有的同誌，首先是老同誌，不要翹尾巴，而要夾緊尾巴，戒驕戒躁，永遠保持謙虛進取的精神。
第六點，戒“左”戒右。有人說，“‘左’比右好”，許多同誌都這麼說。其實，也有許多人在心裏說，“右比‘左’好”，但不講出來，隻有誠實的人才講出來。有這麼兩種意見。什麼叫“左”？超過時代，超過當時的情況，在方針政策上、在行動上冒進，在鬥爭的問題上，在發生爭論的問題上亂鬥，這是“左”，這個不好。落在時代的後麵，落在當前情況的後麵，缺乏鬥爭性，這是右，這個也不好。我們黨內不但有喜歡“左”的，也有不少喜歡右的，或者中間偏右，都是不好的。我們要進行兩條戰線的鬥爭，既反對“左”，也反對右。
會議進行過程中，3月31日毛澤東講話之前，鄧小平代表中央委員會向會議作《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報告》。
鄧小平所作報告的基本內容如下：
（一）
我們全黨在以毛澤東同誌為首的黨中央的領導下，已經徹底粉碎了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陰謀活動。這是在我們黨的曆史上有重大意義的一個新的勝利。
隨著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轉入社會主義革命階段，階級鬥爭不但不會和緩，而隻會更加複雜，更加尖銳。我們的黨正在率領廣大的勞動人民為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為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鬥爭。這是一個比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更深刻、更廣泛的革命。我們的黨已經成為在全國範圍內執政的黨，但是一切國內外仇視社會主義事業的階級敵人當然不會因此而停止對我們的黨的進攻，恰恰相反，他們必然更加集中力量，千方百計地進攻我們的黨。
帝國主義者，首先是美帝國主義者，正在竭力地包圍著我們，時刻企圖顛覆我們的國家。
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就是要消滅一切剝削階級。在我國的過渡時期，我們雖然還可能並需要同民族資產階級建立統一戰線，但是如果認為各種工商業資本家和富農在他們的經濟地位日益被剝奪和排擠的過程中不會進行反抗，那就是一種極危險的幻想了。事實上，城鄉資產階級時時刻刻都在向工人階級、向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進行著鬥爭，這種鬥爭有的是政治性質的，有的是經濟性質的，有的是公開的，有的是隱蔽的。他們不但有經濟實力，有在社會生活中的廣泛聯係，他們還擁有一種不能忽視的武器，那就是在曆史悠久的剝削製度的基礎上形成的剝削階級思想、剝削階級作風、剝削階級狡詐的鬥爭手腕、腐朽墮落的生活習慣等等，這些東西是經常地包圍著和腐蝕著工人階級和全體勞動人民的。
無論是外國帝國主義者或是國內的反革命分子，他們都知道要進攻中國人民，最厲害的辦法莫如首先進攻中國人民和中國工人階級的領導力量——中國共產黨。堡壘是最容易從內部奪取的。因此他們無時無刻不在處心積慮要利用共產黨內最不堅定最不可靠的分子，要經過他們來分裂我們黨、腐蝕和瓦解我們黨，以便最順利地實現他們反革命複辟的陰謀。
所以，我們必須把建設社會主義的事業看作是一場嚴重的階級鬥爭。
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發生在這樣的階級鬥爭形勢中，當然決不是偶然的。
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目的是要奪取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他們用以達到這個目的的方法是進行陰謀活動。這就是這個反黨聯盟的最主要的標誌和綱領。
高崗、饒漱石的反黨活動表明，他們已經遠不是一時地在個別問題上受到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他們既然適應著帝國主義和資產階級的需要而企圖分裂黨、奪取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權，他們就在實際上成了資產階級在我們黨內的代理人。
毫無疑問，我們的黨要領導廣大人民來實現偉大的社會主義事業，就必須同黨外的階級敵人進行堅決無情的鬥爭，就必須而且首先必須同混在黨內的階級敵人進行堅決無情的鬥爭。
反對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鬥爭的勝利，又一次證明了我們的黨是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原則和組織原則而建設起來的堅強的不可戰勝的黨，證明了我們的黨善於從自己隊伍內部清除陰謀家和叛徒，用統一的團結的力量來爭取工人階級革命事業的徹底勝利。
當然不能認為，在同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鬥爭中取得了勝利以後就萬事大吉了。必須知道，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的鬥爭還隻是在開始，今後我們還要經曆比以往幾年更加複雜、更加尖銳的鬥爭。因此，總結這一個鬥爭經驗並從中吸取教訓，是黨的迫切的政治任務。
（二）
高崗和饒漱石的反黨陰謀活動，是在一九五三年六月至八月的全國財經工作會議中間和同年九月至十月的中央組織工作會議中間以及這兩個會議的前後期間暴露出來的。這時，他們調來中央工作不久。當他們在地方工作的時候，他們的奪取中央領導權力的企圖是完全隱蔽的；當高崗調到中央擔任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饒漱石調到中央擔任中央組織部部長以後，他們的陰謀活動就迅速地發展起來並且互相結合起來，而在上述這兩個會議期間及其前後集中地表現出來了。
在全國財經工作會議後，高崗以休假為名到華東和中南進行有計劃的有係統的造謠和挑撥，企圖在一些高級幹部中煽動對中央不滿的情緒，並且用他所捏造出來的各種材料攻擊黨中央和黨中央領導同誌，鼓吹他的“改組”黨中央和國家領導機關的計劃，也就是推翻黨中央的領導而由他來代替的計劃。
高崗在南方活動回到北京以後，自以為他的反中央宣傳能夠收效，更積極地更狂妄地展開了奪取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陰謀活動，以至當一九五三年十二月毛澤東同誌依照前例提出在他休假期間委托劉少奇同誌代理中央領導工作的時候，高崗就出麵反對，並且私自活動，要求由他來擔任黨中央的總書記或副主席，要求改換政務院總理的人選，即是說要他來擔任政務院總理。這樣就充分暴露了他的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權的野心。但是他把形勢完全估計錯了。這時許多聽過他反黨宣傳的同誌已經向中央揭發了他的罪惡陰謀。以毛澤東同誌為首的中央書記處在高崗、饒漱石以外的全體在北京的中央委員一致支持之下堅決地製止了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陰謀活動。一九五四年二月，黨的七屆四中全會給了這個反黨聯盟以毀滅性的打擊。
在七屆四中全會中，高崗、饒漱石完全沒有悔過的表示。在一九五四年二月中旬，根據中央書記處的決定，分別選舉了有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三十七人、重要工作人員四十人參加的關於高崗問題和饒漱石問題的兩個座談會。在這兩個座談會上，對證了高崗、饒漱石陰謀活動的各項事實。周恩來同誌在高崗問題座談會上做了總結性的發言，鄧小平、陳毅、譚震林三同誌根據饒漱石問題座談會所揭發的材料向中央政治局做了報告，這個發言和這個報告都已經為中央政治局所審查和批準。在無可抵賴的事實麵前，高崗不但不低頭認罪，反而對黨表示仇恨。他在座談會還在開始進行的時候已經用自殺來表示他背叛黨的決心。這次自殺雖未得遂，但是他仍未改變他仇視黨、仇視人民的態度，終於在一九五四年八月，以再一次自殺結束了他的叛徒的生命。饒漱石在座談會上做了初步的檢討，但對自己所進行的陰謀活動仍不采取徹底承認的態度，而企圖避重就輕，實行抵賴。在座談會後，在一九五四年三月間，饒漱石雖然作出了書麵檢討，承認了一些別人已經揭露的事實，但還有許多重要的關鍵避而未提，並且還不斷地企圖抵賴，向黨反攻。
在四中全會以後，全黨討論了四中全會的文件。中央政治局並把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問題首先向全黨地委書記一級以上的幹部，然後又向全體黨員、團員和黨外積極分子進行了傳達，並通知了一部分黨外民主人士。各個黨組織和全體黨員、團員在研究了四中全會決議，聽了中央政治局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問題的傳達以後，都熱烈擁護中央政治局的決定，對高崗、饒漱石反黨活動表示了極大的憤恨，並且大大提高了對國內外敵人陰謀破壞的警惕性，大大加深了對增強黨的團結的認識。
根據揭發出來的事實，高崗的反黨陰謀活動，從一九四九年就已有係統地開始。從那時以來，他為了達到推翻中央領導的目的，就不斷製造和散布各種荒謬的謠言以破壞中央的威信，挑撥全黨的團結，吹噓自己的本領，力圖用秘密手段拉攏一部分人支持他奪取領導權力，並且組成了自己的反黨宗派作為他的陰謀活動的工具。
高崗的全部活動是為著反對以毛澤東同誌為首的黨中央的，可是他是一個陰謀家，而陰謀是見不得太陽的，因此他故意裝成好像他並沒有反對毛澤東同誌，而隻是反對毛澤東同誌的親密戰友劉少奇同誌、周恩來同誌等人。他懂得過早地反對毛澤東同誌，是對他的陰謀不利的。他認定劉少奇同誌和周恩來同誌是他為了奪取權力必須首先衝破的主要障礙。按照他的打算，如果從黨中央和政府排擠了毛澤東同誌的這兩個親密戰友而由他自己代替他們的地位，那麼他就可以為所欲為，也就可以更進一步公開地反對毛澤東同誌了。大家知道，劉少奇同誌和周恩來同誌是我們黨的最優秀的、久經考驗的領導者，他們多年來就是中央書記處書記，並擔任著黨中央的重要領導工作。毛澤東同誌不在中央的時候，中央政治局和毛澤東同誌一直是委托劉少奇同誌代理中央主席的職務的，這就是為什麼高崗在攻擊中央書記處和整個中央的工作時特別集中地攻擊劉少奇同誌的緣故。
高崗蓄意攻擊中央負責同誌，並不是因為什麼別的原因，而是因為他要奪取領導權力，他要鏟除在他奪取權力的道路上的障礙。為達到這種卑鄙目的，他是不擇手段的。任何人，不管姓張姓李，隻要足以妨害他實現他的野心，就會成為他造謠誣蔑和攻擊的對象。
高崗攻擊中央負責同誌，明知道自己是完全無理的，所以他從來不在中央的會議上公開地正式地提出他對劉少奇同誌、周恩來同誌和中央其他負責同誌有什麼意見。他不敢把它擺在桌麵上來談，而隻是偷偷摸摸地在黨內挑撥離間，迷惑缺少判斷力的人，並且在他的追隨者中鼓舞士氣，使他們大膽地幫助他到處散布種種反黨謠言。所有這一套正是陰謀家的慣技和特征。
饒漱石在一九五三年同高崗結成反黨聯盟也不是偶然的。根據揭發出來的各種事實可以看到，饒漱石多年來就是一個陰謀家和騙子手。可以說，虛偽是饒漱石的特長。他滿腦子都是卑鄙齷齪的個人主義打算，但他竭力偽裝成“很有原則性”。他經常裝著是小心謹慎地執行中央指示，實際上卻是在工作中不斷地歪曲中央的方針政策而販運資產階級私貨；他經常裝出道貌岸然的外形，實際上完全是靠說謊吹牛，投機取巧過日子。
饒漱石在黨內經常用剝削階級的權術進行打擊和拉攏，以達到他的個人主義目的。還在抗日戰爭時期的一九四三年，饒漱石就為了爭奪新四軍中的領導權力而用欺騙手段發動反對陳毅同誌的完全錯誤的鬥爭。他常說他對待和他意見不同的同誌的手段是所謂“先小人，後君子”。他所謂“先小人”就是找個機會給對方以狠狠的打擊，從而“製服”對方；所謂“後君子”就是把已經“製服”了的人拉攏過來為己所用。
（三）
從以上的事實可以看出，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最大的罪惡，就是在黨內使用了陰謀方法來奪取權力，而這是同黨的生命不能並存的。這隻能符合帝國主義者和反革命分子的需要。
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蓄謀推翻中央的領導。我們黨是按照民主集中製組織起來的，任何黨員對於中央的領導同誌有什麼意見，盡可以經過黨的組織提出來。但是他們並不這樣做。他們並不公開提出自己的路線政策來反對中央，而隻是背著黨的組織來進行反對中央的秘密活動。
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蓄謀推翻以毛澤東同誌為首的黨中央。但是他們表麵上裝作擁護毛澤東同誌，而背後卻進行著反對劉少奇同誌、周恩來同誌和中央其他領導同誌的秘密活動。他們在這個人麵前主張擁護這個反對那個，而在那個人麵前又主張擁護那個反對這個。說到末了，他們所追求的就是自己取得權力，隻要有利於取得權力，他們的麵貌是可以任意變化的。
當然，陰謀家總會替自己吹噓，說他們怎樣正確，怎樣有本領，怎樣有功勞。但是首先，即令真的是這樣，這對黨和人民又有什麼意義呢？一個暫時在表麵上說得正確做得正確的陰謀家，不過是更善於掩護自己，因而對黨和人民更加危險罷了。
其次，陰謀家這樣的吹噓照例都是說謊的。如果不說謊，不裝出一副易於騙人的麵孔，這算什麼陰謀家呢？
讓我們看看高崗和饒漱石在工作中的真相吧。他們在工作中，雖然力求掩飾自己的麵貌，但是他們的反黨的資產階級尾巴畢竟是隱藏不住的。
高崗在工作中常常用“左”的麵目來破壞黨的路線。例如，他在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七年參加東北地區的土地改革運動的時候，就曾提出了許多極“左”的主張，因此在當時高崗指導土地改革的冀熱遼地區，“左”的錯誤十分嚴重突出。但是到了一九四八年春東北局檢查和糾正土改中的“左”傾偏向的時候，他卻反咬一口，說“左”的錯誤出現於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下旬全國土地會議決議下達後的一個時期。這樣既根本否認了自己在工作中的錯誤，又借此誣蔑了中央召集的全國土地會議。
高崗在東北解放後的工作中用了許多“左”的詞句來嘩眾取寵。例如他曾經企圖實行一下子消滅私人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政策，他又曾不顧實際條件地規定東北地區經濟建設的發展速度。對於中央的對待民族資產階級又團結又鬥爭的政策和在政權工作中的統一戰線政策，高崗都用“左”的借口來加以抵抗。
但高崗並不是任何時候都是“左”的，在有些時候他也直接顯出了他的資產階級右的立場。例如對土地改革以後的農村問題，高崗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中借口多生產糧食，強調富農的作用，認為不要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而且主張在農業互助組內可以采取工資製。
在抗美援朝問題上，高崗最初本是反對出兵援朝的，而且當敵人在一九五○年十月初越過三八線北犯的時候，他簡直倉皇失措起來，立即不顧一切地動員疏散。朝鮮戰爭發展中他的多次發言記錄表明，他對戰爭實際上毫無定見。在朝中方麵取得勝利戰果的時候，他衝昏頭腦，吹噓“立即解放全朝鮮”；而在戰局僵持時，他又強調困難，作出悲觀估計。這種情形正是他的機會主義思想的突出表現。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他對黨的建設一貫地采取降低黨員標準，降低黨的領導作用的做法。對於東北地區曾實行過的“自報公議、黨組織批準”的接收黨員的錯誤辦法，中央於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即提出糾正，但是高崗仍然支持這種辦法。高崗造了許多謠言反對第一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關於整黨問題的決定，就因為他本來不讚成向黨員提出嚴格的要求。高崗在黨內不提倡集體領導製度，而誇大個人的作用。這對黨的製度起了很大的破壞作用。高崗的這一切做法，表示他實質上是要取消黨。
如果說高崗的錯誤表現為“左”忽右，那麼饒漱石在執行黨的政策上的錯誤的基本形態就是右傾投降主義。他的這種錯誤，在城市工作、農村工作和鎮壓反革命工作中都表現得很明顯。
饒漱石在華東長期拖延不認真進行城市中的各種社會改革；直到一九五二年初他快要離開華東的時候，上海的社會改革工作還沒有真正進行。饒漱石始終不認真執行中央關於城市鬥爭必須依靠工人階級的指示。他經常強調上海工人複雜，借口“怕亂”，不敢在鬥爭中發動和組織工人，而在另一方麵，饒漱石對於資產階級極力讓步，唯恐得罪了資產階級。
在鎮壓反革命問題上，饒漱石片麵地強調寬大，並且不認真執行黨的依靠和發動群眾鎮壓反革命的正確方針，而片麵地強調依靠公安機關的搜捕和所謂“以特製特”。他曾經主張所謂“變大批反革命幹部為我們的幹部”。
饒漱石在農村工作中也是不放手發動群眾，不徹底摧毀封建秩序，多方照顧地主富農的利益。在土地改革以後的農村發展道路的問題上，饒漱石強調鼓勵富農經濟的發展，對引導農民組織起來，走合作化的道路卻很冷淡。他認為土改後黨在農村中，不應再依靠貧雇農，以免影響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使大家不敢向富農方向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