饒漱石的右傾投降主義的思想，對山東省的工作造成了嚴重的危害。
當然，應當指出，在東北地區和華東地區，由於黨中央的正確領導和高度的威信，由於中央的指示直接下達到省市，由於廣大幹部基本上執行了中央的方針和政策，一切工作總的說來還是沿著正確的方針前進的，還是有很大成績的。高崗、饒漱石等人在工作中的錯誤，或遲或早地都受到了中央的糾正。他們用走私方式進行的反黨活動，雖然在不少工作中造成了惡劣影響，但終究不能抵消掉絕大多數對黨忠誠的同誌的努力。但是高崗、饒漱石等人不但把自己的工作中的錯誤說成是正確，而且貪天之功，企圖把這些地區的全部工作成績都歸於自己，要別人相信他們是“一貫正確的”、“能力很強”的。這就是漫天大謊了。
必須認識，任何共產黨員都不應當把在自己主持下的某一地區或某一部門的工作成績看作他個人的功勞，因為無論他多麼聰明能幹，如果不依靠黨中央和黨的上級的領導，不依靠黨組織的集體智慧，不依靠其他地區和其他部門的工作的配合，不依靠廣大幹部和廣大人民群眾的力量，他就必然會一事無成。因此，把個人作用擺在集體之上的這種錯誤觀點，是同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原則和共產黨員的高貴品質不能相容的。但是高崗、饒漱石還不僅是對於個人的作用表現了反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而且是用陰謀家的慣技故意製造他們本領高強的神話，盡力掩蓋他們在工作中所犯的錯誤。
拿東北的工作來說。東北是我國的一個重要的工業基地，對全國的經濟恢複和經濟建設起了很大作用。但是東北地區所以能處於這樣的地位，當然不是因為高崗“能力強”、“領導得好”的緣故。從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八年，中央派了十幾個中央委員管理東北的工作，而且那時候領導東北地區工作的主要是林彪同誌，並不是高崗。在東北全境解放，林彪同誌入關以後，中央確定了首先穩定和恢複東北經濟的方針，采取了必要的步驟以保證東北經濟不受關內戰爭的影響，並動員全國力量來支援東北的經濟恢複。由於中央的領導和全黨的援助，由於蘇聯的援助，又由於東北在經濟上的優越條件，東北的經濟建設工作比全國其他地區更早地取得一些成績和經驗，這是完全自然的。事實上，如果不是高崗的宗派活動對於東北地區的工作起了許多破壞作用，並妨害了中央某些政策在東北貫徹施行，那麼東北地區的成績還應當比現在更大些。但是高崗卻把東北地區的工作成績一概看作自己的功勞和資本。同樣，饒漱石也善於自我吹噓，冒充本領高強。
不懂裝懂，不能裝能，冒充有學問，有本領，冒別人的功勞為自己的功勞——這就是陰謀家高崗、饒漱石所吹噓的“能力強”的真相！
（四）
高崗、饒漱石這樣的陰謀家為什麼會在我們黨內出現呢？
毛澤東同誌曾經說過，我們黨所需要的黨員和幹部是“懂得馬克思列寧主義，有政治遠見，有工作能力，富於犧牲精神，能獨立解決問題，在困難中不動搖，忠心耿耿地為民族、為階級、為黨而工作。黨依靠著這些人而聯係黨員和群眾，依靠著這些人對於群眾的堅強領導而達到打倒敵人之目的。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個人英雄主義和風頭主義，不要懶惰和消極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義，他們是大公無私的民族的階級的英雄，這就是共產黨員、黨的幹部、黨的領袖應該有的性格和作風”。應當說，我們黨內的一切優秀的黨員和幹部就是這樣的。黨正是依靠他們取得了我國人民革命的偉大勝利，並且正在為把我國建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強國而奮鬥。
但是，正當我們黨領導著全國人民在進入第一個社會主義建設五年計劃的第一年即一九五三年的時候，在我們黨內卻出現了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企圖推翻黨中央的陰謀活動。在階級鬥爭的緊要關頭企圖奪取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司令部，這是包含著怎樣嚴重危險的陰謀！這種陰謀家的出現，如我們所已經指出的，隻能是當前的階級鬥爭在我們黨內的反映。
全黨在知道了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各種事實，並結合著黨的七屆四中全會決議而進行討論以後，絕大多數的同誌都已深刻地認識到這種反黨活動的性質和它的極端危險性。但是有些比較缺乏政治經驗或比較不善於用階級分析的方法觀察問題的同誌，會感到不可理解。他們想，為什麼像這樣的“大幹部”還會犯錯誤呢？難道這是可能的嗎？他們的不能理解就因為他們還不是從整個階級鬥爭的形勢來看這個問題。要知道，我們的國家一步步走向建成社會主義社會的目標，在我們的社會生活內部資本主義因素同社會主義因素的矛盾和鬥爭也就越來越緊張。在這種形勢下，任何黨員，如果離開黨的領導和原則，如果堅持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如果把追逐個人權力作為自己行動的指南，就一定會滾到社會主義的敵人那一邊去，甚至發展成為高崗、饒漱石這樣的陰謀家。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出現並不是什麼超乎階級鬥爭的規律以外的不可理解的怪事。也隻有按照階級鬥爭的規律來正確地認識這種反黨活動，我們才能夠正確地有效地同這種反黨分子進行鬥爭。
也有一些黨員曾經這樣想，我們黨已經是久經考驗的黨，所以在我們的黨內不應當發生反黨的野心家。這種想法也會妨害他們對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正確認識。要知道，就一方麵來說，我們的黨既然還處於複雜的階級鬥爭的環境中，同黨外的各種社會力量有千絲萬縷的聯係，如果認為黨內不會產生任何叛徒或蛻化分子，那是不合乎實際的。就另一方麵說來，正因為我們的黨是久經考驗的，是在以毛澤東同誌為首的中央的正確領導之下，在人民中間享有極高的威信，所以反黨分子才不敢公開提出自己的反黨的綱領，而隻能進行無原則的非法的陰謀活動。也由於同樣的原因，任何反黨分子所進行的陰謀活動不但不能達到目的，而且也不能從根本上傷害我們的黨，相反的，我們的黨能夠順利地徹底地揭發和戰勝他們的陰謀。這正表明我們的黨是能夠在任何階級敵人和民族敵人麵前取得勝利的，這正是我們的黨的偉大和光榮的證明。
還有極少數同誌認為高崗、饒漱石所犯的錯誤隻是一般性質的黨內錯誤，還不能看做是反黨的活動。當然，在我們同錯誤作鬥爭的時候，必須分別清楚兩種不同的情況，采取兩種不同的方針，那就是如同四中全會決議所說的，一種是“對於那種具有在性質上比較不重要的缺點或犯有在性質上比較不重要錯誤的同誌，或者對於那種雖然具有嚴重或比較嚴重的缺點，犯有嚴重或比較嚴重的錯誤，但在受到批評教育以後，仍能把黨的利益放在個人的利益之上，願意改正並實行改正的同誌，應當采取治病救人的方針”；另一種是“對於那種與黨對抗，堅持不改正錯誤，甚至在黨內進行宗派活動、分裂活動和其他危害活動的分子，黨就必須進行無情的鬥爭，給以嚴格的製裁，直至在必要時將他們驅逐出黨。”高崗、饒漱石的活動是屬於哪一種情況呢？是屬於前一種情況，還是屬於後一種情況呢？既然這個反黨聯盟已經有係統地進行分裂黨、顛覆黨中央的活動，已經暴露出他們的目的就在於篡奪黨和國家的領導權，從而按照他們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觀點來改造黨和國家，而且他們的陰謀如果得逞，前途就是亡黨亡國。既然如此，他們的錯誤的性質還能算是黨內的一般性質的錯誤嗎？
（五）
中央委員會認為，為了嚴肅黨的紀律，應當開除反黨陰謀的首腦和死不悔改的叛徒高崗的黨籍，應當開除反黨陰謀的另一名首腦饒漱石的黨籍，並撤銷他們的黨內外各項職務。
中央委員會認為，全黨應當從這一次粉碎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鬥爭中取得深刻的教訓。
四中全會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就是我們從粉碎高、饒反黨聯盟中所應該取得的基本教訓。全黨必須充分認識，無論就國際條件還是就國內條件看，我們現在正處於複雜的尖銳的階級鬥爭的環境中。四中全會決議中說：“帝國主義者和反革命分子破壞我們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首先破壞我們黨的團結，並在我們黨內尋找他們的代理人。”全黨特別是黨的高級幹部必須嚴格地遵守四中全會決議中所作的各項規定，為不斷增強黨的團結、鞏固黨的統一而鬥爭。
從對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鬥爭中，我們特別應該警覺到的一點，就是黨內的爭論必須在黨的組織內公開合法地進行，必須嚴格禁止宗派的、分裂的、陰謀的活動。我們的黨要求任何黨員忠實地執行黨的一切決議和指示，同時容許在黨的會議上有不同意見的爭論，以便分清是非，達到正確的結論。曾經有些同誌在聽到高崗、饒漱石等人的反黨言論之後，既不向黨組織報告，也不要求他們把意見正式地提到黨的組織中來，這種態度也是完全錯誤的。自由主義的態度必然有害於黨的團結，而有利於反黨分子的活動。
四中全會決議中說：“為了增強黨的團結，不但不允許縮小黨內民主和黨內的批評和自我批評，而且必須保證充分發展黨內民主，充分發展黨內的批評和自我批評，以求竭力避免一切可以避免的缺點和錯誤，使黨的事業得到順利的進展。”高崗、饒漱石這樣的野心家在黨的組織生活上總是一方麵對上級鬧獨立性，另一方麵總是在他們所領導的工作中建立家長式的統治，否認集體領導，壓製民主，壓製批評，同時他們也不敢按照黨內合法的民主製度來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在黨內生活中民主不夠的現象，就會為這些野心家所利用。因此，我們必須正確地發展黨內民主，堅決地貫徹集體領導的原則，發展黨內的批評和自我批評，使這些野心家不可能進行隱藏的反黨活動。
對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鬥爭，使我們看到驕傲自滿情緒和個人崇拜思想的危害性。
毫無疑問，我們的黨鼓勵每一個黨員充分發揮和不斷提高自己的才智，但同時我們的黨必須經過一定的組織對任何一個黨員（哪怕是最負責的黨員）的工作，實行嚴格的有係統的監督。沒有自上而下的和由下而上的監督，一個好的黨員也可能犯嚴重的錯誤以至變壞。誠誠懇懇地把自己的工作擺在黨組織的監督之下而不是相反地把自己擺在黨組織之上，這是我們共產黨人必須遵守的原則。在我們黨內，各級黨委還不都是認真地執行著集體領導的製度，對黨員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對黨的各個組織特別是高級組織的監督還不是經常和嚴格的，這些就成為高崗、饒漱石這樣的陰謀家可以利用的空隙，以至他們的所作所為中央在一個相當長時期內不能明了真相。我們必須接受這個嚴重的教訓，切實健全各種必要的製度，首先是建立和加強中央對全國各地方和上級對下級的巡視檢查製度，一定的黨的工作部門監督一定的國家工作部門的製度，管理幹部的部門同時負責檢查幹部的實際工作情形的製度，以保證任何黨員都在黨的監督下麵做工作。同時，必須迅速建立黨的中央和地方各級監察委員會，以便經常檢查和處理黨員中的各種違法亂紀案件，同一切違反黨章、黨紀和國家法律、法令的分子，進行經常的堅決的鬥爭，特別是防止像高崗、饒漱石這一類嚴重危害黨的利益的事件重複發生。
對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鬥爭，再一次向我們指明了提高馬克思列寧主義、共產主義思想教育的嚴重意義。加強黨的思想工作，不斷地同腐蝕我們黨的各種資產階級思想作鬥爭，是我們黨的一項基本任務，在這方麵工作的任何減弱都是對黨有害的。每一個黨員都應該努力提高自己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水平，提高共產主義者的“嗅覺”，使我們能夠敏銳而正確地鑒別什麼是資產階級的東西，什麼是共產主義的東西，以便發揚共產主義的東西，而反對和肅清資產階級的東西。黨必須在經濟戰線上有係統地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同時，在思想戰線上有係統地批判和戰勝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黨的高級幹部提高理論水平尤其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馬克思列寧主義有沒有學好是我們能否做好領導工作，能否經受得住尖銳的階級鬥爭的考驗的重要關鍵。黨要求每一個高級幹部經常地認真學習，並將實行按期分批把黨的各級幹部調到黨校學習的製度。
會議通過了《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
《決議》指出：“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聽取了鄧小平同誌代表中央委員會所作的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報告，對中央政治局在中央委員會第七屆第四次全體會議以後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所采取的措施，一致表示同意。”
“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一致決議：開除反黨陰謀的首腦和死不悔悟的叛徒高崗的黨籍，開除反黨陰謀的另一名首腦饒漱石的黨籍，並撤銷他們的黨內外各項職務。”
《決議》從反對高崗、饒漱石反黨陰謀的鬥爭中，總結出三條經驗：
第一，必須堅決貫徹集體領導的原則，必須堅決發揚黨內民主，加強黨內的批評和自我批評。各級黨組織必須同破壞集體領導原則的個人獨裁傾向和分散主義傾向作鬥爭，同壓製黨內民主的現象和個人崇拜習氣作鬥爭。
第二，黨對任何地區和部門、對任何工作人員，都必須實行監督，這種監督，應是嚴格的、經常的、有係統的、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的。沒有這種監督，一個好的黨員也可能犯嚴重錯誤甚至變壞。
第三，黨的思想政治工作有著巨大的意義，必須抓緊而不能放鬆對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資產階級的政治手段和生活方式的鬥爭，這些東西是腐化革命隊伍的危險武器。
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總結了反對高崗、饒漱石分裂黨、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重大鬥爭，增強了黨的團結。為了防止類似高、饒事件的發生，會議通過了關於成立黨的中央和地方監察委員會的決議。會議選出了中央監察委員會的領導成員：書記董必武，副書記劉瀾濤、譚政、王從吾、錢瑛、劉錫五。
1955年4月4日，黨的七屆五中全會，批準了黨的全國代表會議《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並補選林彪、鄧小平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1955年4月5日，人民日報全文發表了《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
至此，反對高崗、饒漱石反黨活動的鬥爭，勝利結束。
反對高崗、饒漱石反黨陰謀，作為一個事件，已經過去了。從此以後，毛澤東在他的講話裏，還多次提到，但都是作為曆史經驗，提醒大家注意。第二年，即1956年11月15日，毛澤東在八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中，從“裏通外國”的角度提到高崗。毛澤東說：
“這裏講一個‘裏通外國’的問題。我們中國有沒有這種人，背著中央向外國人通情報？我看是有的，比如高崗就是一個。這是有許多事實證明了的。”
“我們的高級幹部、中級幹部中，還有個別的人（不多）裏通外國。這是不好的。我希望同誌們在黨組、黨委裏頭，在省、市、自治區黨委一級，把這個問題向大家說清楚，這樣的事就不要幹了。我們不讚成蘇聯的一些事情，黨中央已經跟他們講過好幾次，有些問題沒有講，將來還要講。要講就經過中央去講。至於情報，不要去通。那個情報毫無用處，隻有害處。這是破壞兩黨兩國關係的。幹這種事的人，自己也搞得很尷尬。因為你背著黨，心裏總是有愧的。送過情報的講出來就完了，不講，就要查，查出來就給適當的處分。”
1959年8月16日，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發表長篇講話。這個講話，主要是講彭德懷問題，也提到高、饒。毛澤東說：
“高、饒也狹隘得很，兩個攤攤，都要打倒，剩下不多了。那時我也犯了錯誤，信任高崗”。“三十幾年的關係（按：指毛澤東和彭德懷從井岡山時期開始的關係），難道就拉倒了？印度話說‘巴依依’，英語Goodbye。我們不要告別。要盡一切努力，把他們爭取過來。過去張國燾、高崗告別了。高崗這件事，我有責任，就是時間延誤了。我本來想同習仲勳談，我已經同他約好了。那時高崗想去陝北，回老家。我們想保留他的黨籍，還想保留他的中央委員，讓他回延安工作，本人也願意。可是遲了一步，還沒有來得及講，他就自殺了。竟是這樣一個結局，我也覺得遺憾。所以這事怪我，這是個很不好的事。”
從毛澤東這些委婉、富有彈性的談話裏，人們可以感覺到毛澤東在原則問題上毫不含糊，絕對寸步不讓，同時他又是個重感情、念舊情的人，幾十年的關係，不要說拉倒就拉倒，那麼容易？！毛澤東也總結了處理高崗事件的教訓，暗示彭德懷不要犯傻，別幹高崗那種傻事，事情還大有回旋的餘地（後來的事實，完全證明了這一點）。當然，毛澤東這次提到高崗，明顯地流露出自責和惋惜之情，則是少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