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5月，遊擊隊轉入fan攻。格瓦拉率“西羅·雷東多”第8縱隊攻打拉斯維利亞斯省會、戰略重鎮聖克拉臘市，經數日血戰，於1959年1月1日，解放了這個重兵守衛的擁有15萬人口的。此戰，震驚了古巴全國，獨cai政府如鳥獸散，格瓦拉也因此而名聲大振。
隨後，格瓦拉乘勝揮師西進，於1959年1月4日，革命軍一舉攻占首都哈瓦那，巴蒂斯塔出逃，獨cai統治宣告結束了，古巴人民得到了久違的自由。一時間，在古巴，乃至整個中美洲地區，格瓦拉成了傳奇式的人物，被譽為古巴起義軍中“最強勁的遊擊司令和遊擊大師”。
這段經曆，被格瓦拉寫入了自己1963年出版的《古巴革命戰爭的回憶》。眾所周知的曆史事實是，古巴革命政府開始並不希望與美國關係緊張，還曾派人到美國去通報情況。
為了加速社會改造，古巴政府在土地改革的過程中沒收了許多與前獨cai政權有關的資產，但是由於美國在古巴的資產很多是掛在古巴人名義下的，這一政策必然影響到美國財團的利益。革命政府答應付給美國投資商賠償證券，美國政府堅持要古巴政府提高賠償標準，古巴予以拒絕，於是美國立刻對於古巴展開經濟封鎖並開始培養雇傭軍企圖顛覆年輕的革命政權。
在不知不覺中，主人和客人已經在中南海勤政殿談了兩個多小時，周恩來看了看表，提醒大家已經到了晚飯時間，於是大家一起愉快接受了毛澤東的邀請的共進晚餐。當然了，席間格瓦拉和毛澤東還在繼續討論著他們關切的遊擊戰問題，旁邊的人幾乎插不進話。
談話中，格瓦拉說：“我們在鬥爭中對毛主席一直很敬仰。”
毛澤東對他則稱許有加：“你是阿根廷人，你們很堅決，這就有希望，帝國主義就難辦。你們影響了拉丁美洲。”
格瓦拉說：“打遊擊的時候，吃得不好，也缺乏精神糧食，看不到材料。”
周恩來從旁介紹：“毛主席打遊擊的時候，常常派人出去找報紙。”
毛澤東說：“把報紙當作情報，敵人的報紙往往透露敵人的動態。”毛澤東又問道：“你們從登陸到勝利，花了兩年時間，同農min聯合起來，取得了勝利。照這樣的做法，其他的拉丁美洲國家有沒有可能？”
格瓦拉回答說：“這個問題不能一概而論。我個人看法，古巴的革命環境比其他的拉丁美洲國家更困難，但有一個有利的方麵。我們趁著帝國主義麻痹的時候取得了勝利，如果在其他拉丁美洲國家進行革命，就有遭到危地馬拉那樣的危險，美國會派海軍陸戰隊來幹涉。”
舉杯的時候，格瓦拉總結了中國革命和古巴革命的共同經驗，他說：“有兩點相似：你們革命的時候，蔣介石向你們進攻，說是‘圍剿’，我們那裏的反動派對我們也用這兩個字，甚至在策略上也是一樣的。另外一個相似點是，開始的時候，你們的革命在城市，有的人不願意到農村。我們也是一些人在打遊擊，在山區，另一部分人在城市搞罷工，但結果搞罷工的失敗了。”格瓦拉的這個總結得到毛澤東的肯定。
最後，雙方依依不舍地告別，格瓦拉以他個人的名義向毛澤東贈送了一本他寫的關於遊擊戰的書，毛澤東也回贈了一本他簽名的有關遊擊戰的小冊子。
很顯然，主人的熱情招待讓古巴經濟代表團成員都感到很高興，大家在回賓館的路上還不停地談論者那些豐盛美味的中國菜肴。淩蕭看見格瓦拉又恢複了沉默的常態，眼睛凝望著車窗外的夜空，也不知道這個古巴的憤青此刻心裏究竟在想著什麼。
接下來中國方麵安排格瓦拉一行訪問古城西安，古老的城牆、大雁塔、鍾樓、碑林等文化古跡讓這些來自美洲的客人大開眼界，他們第一次對古老中華文明有了切身的體會。
接下來，他們又馬不停蹄地趕往成都進行訪問。他們乘坐火車在兩天後，於11月21日上午10點28分抵達成都。格瓦拉不顧旅途勞頓，立刻要求去參觀當地的人民公社和工廠。
此時，他又一本正經地戴上了那頂綴著紅星的黑色貝雷帽，在當地農民的一片黃草帽中間分外顯眼，再加上他健壯的體格，雖然在西方人裏身材不算怎麼高大，但是站一群中國人裏卻是鶴立雞群。
當周圍的人們得知眼前這個外國大胡子大官才三十出頭的時候，大家都露出難以置信的神色，但是當格瓦拉笑嘻嘻地跟農民一起下地參與勞作的時候，很明顯大家的距離一下就拉近了很多，不再有什麼種族和身份的隔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