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前剿滅發匪的曾大帥，如今已經垂暮了，早沒了往日的意氣風發，反而是病體沉重。朝廷為了防止他成為第二個果興阿，趁著他剿撚失利之際，連哄帶騙的把他弄來了直隸。曾國藩的心中並不抑鬱，他拒絕果興阿三分天下的時候，便早料到了會有今日，用他一身的榮辱換中國的太平，他不吃虧。但他畢竟是上了年紀的人，他已經六十歲了，他能豁達的看待世事，卻沒辦法躲過疾病。
保定城裏的曾國藩，已經吃不動驢肉火燒了，沉屙新疾一並而至，肝病嚴重又脾胃虧弱，右目失明，且伴有眩暈之症，進出皆需人扶持，否則一跌便有半身不遂之可能。曾國藩是一代名臣，他並不是畏難退卻之人，苟利國家生死已，豈因禍福避趨之。別說天津是個大坑，就是刀山火海，曾國藩也會毫不猶豫的跳下去。可是他的病真的很重了，實在經不起這長途的折騰，更沒有精力去和洋鬼子勾心鬥角。但是朝廷真的沒人了，奕欣坐鎮中樞走不開，其他人不是分量不夠，便是才不堪任。李鴻章在西南，左宗棠在西北，除了曾國藩，朝廷真的是無人可派了。
兩宮太後的上諭裏全是“曾國藩精神如可支持”的商量口氣，給足了曾大帥的麵子，這下子曾國藩不得不赴津“徹底根究，秉公辦理”了。和聖旨一塊到的還有個物件，那就是曾國藩為自己從江西訂購的壽棺——建昌花板，這不能不讓曾國藩心有戚戚，此去天津凶多吉少。曾國藩沒有像果興阿一樣罵一句“真他媽的不吉利”，而是平靜的細細的交代了自己的後事。第一、此次赴津，帶壽棺同行。第二、若身死，靈柩應回到老家湖南安葬，婉謝奠儀，概不收禮；第三、平生文章、著述，留給後代子孫觀覽，但不能刻板刊行於天下。
曾國藩還留了信給兒子曾紀澤、曾紀鴻：“餘即日前赴天津，查辦毆斃洋官、焚毀教堂一案。外國性情凶悍，津民習氣浮囂，俱難和協。將來構怨興兵，恐致激成大變。餘此行反複籌思，殊無良策。餘自鹹豐三年募勇以來，即自誓效命疆場，今老年病驅，危難之際，斷不肯吝於一死，以自負其初心。”左宗棠在新疆抬棺出戰了，他的老冤家曾國藩也在內地抬棺出戰了一把，不過曾國藩的仗要難打的多。
曾國藩收拾東西需要幾天，可是他知道天津等不了，所以他便先致函崇厚，提出委曲求全的處理建議：即使曲在洋人，而外國既斃多命，吾輩亦宜渾含出之，使在彼有可轉圜之地，庶在我不失柔遠之道。指出坐實挖眼剖心謠言之虛實，實乃“此案樞紐”。同時曾國藩表明自己僅是會辦的角色，願協助崇厚，與其“禍則同當，謗則同分，不敢有所諉耳”。另外赴津之前，曾國藩還紛紛致函李鴻章、丁日昌等人，希望他們這些平日與洋人交涉甚多的疆吏給自己出出主意，“凡鄙人思患所不到，為卓見所籌及者，尚求見示一二，匡我不逮”。
思慮良久之後，曾國藩還是痛下決心，給長春的果興阿也寫了一封信。大清近幾年大亂漸平，洋務運動也搞得不錯，但是實力依舊是很弱，如果和歐陸強國比劃起來，肯定還是還是阿瑤吃虧的。但是如今國內一幫不通實務的秀才叫戰不休，法國人也動不動就用開戰來威脅，這場大禍到底能不能消弭，曾國藩也是吃不準。雖然曾國藩已經做好了退讓的準備，但是他還是需要果興阿的幫手，隻有北滿州站在了大清的身旁，才足以威懾法國人。果興阿素來是尊奉朝廷的，而且他也早就放了話，不準許任何國家以武力侵略大清，曾國藩相信果興阿還是會賣自己這個麵子的。
不及曾國藩籌備停當，兩日後朝廷又下一旨，命崇厚為出使法國的欽差大臣。這意味著會辦升格為總辦，教案之重任完全壓在曾一人肩上。在曾國藩心中，由保定赴天津，路途上雖為一路向東，而仕途上則是一路向西，這根風中之燭，隨時都有可能在津門熄滅。曾國藩也明白，如果自己對法國妥協，朝野輿論絕對饒不了他，自己的一世清名怕是要毀於一旦。可是他不能不舍棄自己的清名，大清正處於發展的時機，無論如何也是不能開戰的，他必須從大局出發，而不是計較個人的得失。
懷著種種不祥的預感，直隸總督曾國藩一路顛簸由保定到達了天津，還沒進城就被數百鄉紳、百姓攔了駕。百姓們跪倒轎前呈稟，聲稱教案的發生是由於崇厚遇事偏袒洋人造成的，要求明斷天津教案。曾國藩心情更加灰暗，他這次不僅要得罪讀書人，怕是連百姓的民望也要失掉了，隻能下轎草草安慰一番，然後便灑淚離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