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奕譞那封沒什麼見地的奏折，朝廷還搞了一次內閣會商，從而誕生了一個差點弄死奕譞的派係。參與討論者，有素來仇視洋務的大學士倭仁、吏部尚書朱鳳標、刑部尚書瑞常，以及當時正在北京盤亙述職的直隸總督曾國藩。
耐人尋味的是，經過一番議論，眾人推舉曾國藩起草對奕譞奏折的意見書。此折代表了朝中保守力量的立場，同時該文又撰於曾國藩之手，可見曾國藩對奕譞的主張並無太多異議。那向來以胸懷開明、積極洋務麵貌示人的曾國藩，其實內心深處仍對洋人持仇視態度，否則他應不會對通篇意欲驅逐洋人的奏折保持認同。身居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作為士大夫典型代表的曾國藩，其做人與做事存在著巨大反差、矛盾與糾結。曾國藩主張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師夷長技以製夷，幾乎把這位大賢給搞分裂了。而一年後的天津教案，則不啻將他的思想與行動徹底撕裂成兩個根本無法彌合的極端。
對奕譞的這份奏折，清廷以內閣複議的形式做出回應後，便再無反響。然其象征意義卻 實際，這是奕譞保守立場的首次公開“亮劍”，且收到不少重臣之抱團附和，朝中的保守勢力終於從皇室中尋覓到領袖人物。進而立場保守且態度強硬的鷹派已漸趨成型，一旦中西事務上出現大的變故，鷹鷙便立刻展翅出擊。天津教案便成了一個契機，鷹派振翅而起，把奕欣給搞了個狼狽不堪。
天津教案爆發後不久，時任江蘇巡撫的丁日昌曾數度密函奕欣，表達對津案看法。丁中丞讚同曾國藩“中國現在力量不及，隻有曲意求和之一法”的觀點，稱此“真深識遠慮之談”。應當說丁日昌的觀點，非常符合奕欣處理津門事件的思路。於此之外，丁日昌還預見到圍繞此案，朝堂之上必定出現反對聲音，故丁力勸奕欣為首的決策層“現在事機緊急，守備則萬不可缺，至於或戰或和，應由宸衷獨斷，不可為眾論所動搖”。此言堪稱發自肺腑，預料也十分的準確。不出其料，主張對外強硬的議論很快甚囂塵上，盈滿樞廷。
政見不同並不可怕，可怕的是背後裹挾著由宿怨和利益澆築而成的冰冷私見。不過打響這場廟堂之爭頭炮的陣前先鋒，卻是兩名漢人軍機：李鴻藻與沈桂芬。李鴻藻本與倭仁、徐桐等人走得甚近，又因之前同文館風波、丁憂奪情事件，與奕欣集團結下舊怨，故其出馬反駁情理之中，不必贅言。較之書生本色的李鴻藻，沈桂芬曾於同治三年出任山西巡撫，經此曆練，其門麵氣局為之大開，“治事精敏，在上前敢言能辨，同官鹹服其才”。同治六年，沈氏起複便徑直入值軍機，兼任兵部尚書協辦大學士諸要職，後因其處理洋務之才識深受奕欣青睞，被召入總理衙門委以當家大臣重任。寥寥數年，沈占據軍機、總理衙門兩大要津，儼然成為南派京官之魁首。
李、沈朝堂交鋒，源於禦史賈瑚所呈質疑總理衙門偏袒洋人策略的折子。朝議之時，李鴻藻與沈桂芬、寶鋆圍繞此折，展開激烈辯論。李鴻藻認為賈瑚所言非常有道理，應該有明詔督責，寶鋆和沈桂芬則皆不以為然。頗有憤青氣質的兩宮太後，認同了李鴻藻的觀點，故頒旨明發。寶鋆和沈桂芬豈能善罷甘休，又堅稱“津民無端殺法國人，直是借端搶掠”，挑起了第二輪辯論。既然在樞桓之內，寶鋆與沈桂芬又是同一戰壕的盟友，且背後有恭親王奕欣這棵大樹，李鴻藻孤身一人衝鋒搏殺，讓人看來可謂不智，隻會令其形勢愈發孤立。然而愈是孤立，卻愈對李鴻藻有利。一來如此貌似不惜代價的拚爭，可積累自己於清流之中的名聲與資本，二來唯有如此才能激起奕譞等鷹派人物的支援。
果如李氏所料，次日奕譞便上折議論津門一案，兩宮還為了這封奏折把奕欣給找來了。可見雙方政見迥異，必在廟堂有一番惡戰。午後諸王、軍機大臣、禦前大臣、總理衙門諸臣便一同被召見於乾清宮西暖閣。“兩宮太後也是來了勁頭，連麵前的簾子都給撤了，翻來覆去的問起了天津的情況。別有用心的七爺奕譞和素來偏袒百姓的五爺亦誴，扯開嗓子就白話上了。五爺還是明白人，他也知道曾國藩的不得已，但是他堅持認為民心是國家的根本，而曾國藩的策略將會大失民心，所以絕不可行。六爺則是趁勢加火，說必須順應民心，而且天津的張光藻、劉傑無罪，陳國瑞也是個忠勇可用的將才。而且奕譞認為，總理衙門的照會中出現“天津舉事者及大清仇人”之語，實在是有失天朝的體統。六爺奕欣麵對真糊塗的兄長和假明白的弟弟，隻能是苦苦堅持，誓死支持曾國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