莉蓮的小船被從後麵湧來的浪朝前推著，她兩次撞到同一塊岩石，水流將船身一側實實地拍在岩石上，那塊石頭在二十英尺開外的地方就像一隻海龜，而此刻卻成了座頭鯨，躁動不安凶猛異常，仿佛是她擋住了它的去路。莉蓮搖動長槳，將船從危險潛藏的岩石邊移開，引導它回到中流，但接著船又向一旁傾側過去，有水從一個旋渦之中迸射出來濺落在甲板上並很快將它淹沒。在這一切事故緩緩發生的進程裏，莉蓮漸漸浸入及腰深的水中，她的小背包則順流而下從她身邊遠離，五英尺，十英尺，然後是三十英尺，她的那袋麵粉，鹽漬馴鹿肉，一盒封口的香煙以及那些地圖亦是如此。就在那兩英寸深，被太陽曬得暖烘烘的水層之下，河水是如此冰冷而濃稠。莉蓮用力蹬踢雙腿；她能感覺到它們已變得緊繃而遲緩，她的心在耳朵裏跳動著，當船從她身旁滑移而過時，船邊兒的金屬崩掉了她的一顆牙。船最終側翻在一片沙洲上，猶如一匹睡在田野上的小馬。
她的衣服黏附在皮膚上，冷水從頭頂一直流進靴子中，積聚在包裹著她腳踝的濕兔皮裏。莉蓮脫下襯衫，扯掉所有扣子，擰了一擰又穿在身上，就讓它那樣敞開著以便能快些風幹。在寒冷中，她一麵急劇喘息著，一麵絞擰麥爾外套的袖子，然後又將這厚重的布料從肩部直到底邊盡可能地擰幹。她掏空了衣兜，那裏麵像往常一樣裝著安全別針以及史奴吉的浸滿水的金表和表鏈，但是卻沒有了瑪麗·霍恩施密斯的櫻桃木十字架。她隨身物品已所剩無幾，甚至當她襯衫裏別著弗裏達表姐的地址在愛利斯島穿行時都比現在富有得多。此時她已離道森五英裏遠。
萊斯莉所說的一切都不假：蘇菲確是被發現在雞舍台階上號哭來著，品斯基夫婦把一條被子鋪在手推車底部，又用幾塊破布蓋住了蘇菲，這樣她就不會引發旁人的興趣了。他們朝東麵走去（列夫·品斯基說，所有人都朝西走啦。在我們還沒到達我們想去的地方之前，人們會對猶太人緊閉大門的，他們會憎惡我們的——他說的倒是一點兒不錯）。瑪麗亞姆姨媽也確是搞錯了——她的確認為自己看見了小蘇菲的藍絲帶漂浮在普裏皮亞季河上，正如她在餘下的歲月中看到她死去的親戚漂在河麵上，坐在咖啡廳裏，耕作在圖羅夫的土地上，並且偶爾赤身裸體地走在維爾納的大街上一樣。
品斯基一家人輾轉來到了提柯那亞，猶太複國主義的天堂，在那裏找不到飲用水，四麵全是沼澤，還有那些為沒能幸運地找到苔蘚屋的人家準備的臨時性木板房，它們嵌插在山腰上，像極了漢人居住的冬季村舍，但卻比不上那個漂亮。提柯那亞後來更名為比羅比詹。到處豎立或張貼著標誌，以提醒定居者們記得自己正身在何處，比羅比詹還發展起了博彩業，並將由此籌措到的錢用在下水溝、農耕設備和公共照明設施上；這裏還建成了卡岡諾維奇猶太人劇院，發行了自己的依地語報紙。通過這些報紙，作家們竟然可以自由發表蔑視猶太人的事物及擁戴蘇聯的事物的依地語文章。比羅比詹後被宣布成為猶太人自治區的首府。正如M·I·加裏寧在此地做巡回演說時所講的那樣：“你們是這片自由、富饒土地之上的殖民者，拳頭粗大，牙齒堅硬。”
列夫·品斯基沒有被愚弄。他看到會計師、裁縫、簿記員和鐵匠們呆呆地麵朝著那些麝牛以及古老的耕犁，看到四千個和猶太人一樣迷茫的朝鮮國居民。他注意到了此地與敵國邊界間緊密的距離。他等待著某天再一次爆發戰亂，再一次有火車將猶太人傾倒在一小攤泥堆裏，然後在麵對卻不肯相信此番罹難的婦孺們疾聲痛哭時揚長而去。他看到了所需要做的一切並使出了渾身解數。他扭斷了鐵路公司的一個小職員的脖子，拿了那人的證件，並把屍體推到了一個沒人住的小棚屋裏。夜裏，在木板房後麵，他對麗芙卡和小蘇菲（她將永遠不會知道自己被收養的事實，而莉蓮在她的記憶中則是個笑意盈盈的黑頭發的表姐，並曾送給過她一條藍色羊毛圍巾）說：“我們現在改姓布加延科了，我們接下來要去弗拉迪沃斯托克。”
蘇菲是麗芙卡·品斯基全部生命的核心；她是她媽媽不應得而苦於藏匿的珍寶。她成長為塔蒂阿娜·布加延科，成為一個無神論者，並在她父親認為時機合適的時候成為了一個紅色先鋒隊員。正是列夫對發財機遇的敏銳洞察和他冷酷無情的投機主義行徑保住了這一家人的性命，也正是這些使得蘇菲有機會在弗拉迪沃斯托克成為班裏的佼佼者，有機會在植物園中與長相俊朗的非猶太裔男孩兒共進午餐並以自己的才智使他稍感敬畏。列夫所持有的那種投機主義理念是最好的，這使得他對蘇菲說，去上大學吧，而當她在1939年秋天對十八歲女孩兒是否可以或應該去列寧格勒國立大學念書表示疑慮時，麗芙卡說，沒有什麼是你做不到的，我的寶貝，列夫則說，為了我你也得去，學一門科學，科學是很難被駁倒的，於是她便去了。對於科學的保險性，他的觀點並非全然正確，但事實證明它要比哲學，詩學或新聞學更保險。到了20世紀60年代早期，塔蒂阿娜·布加延科的一首詩作浮出水麵，並在與她同齡的大學生群體中引起巨大反響，詩人在詩中感謝她的父親告訴了她關於大學的真相。蘇菲讀詩並寫詩，還將斯特芳·馬拉美的幾首詩翻譯成了俄語；她嫁給了另一個理科學者，她們一直沒有孩子，不過卻有三個受他們溺愛的侄子。他們的生活較為舒心，兩人始終不離不棄。退休後他們回到弗拉迪沃斯托克，坐在一個小小的水泥陽台上，守著兩把曲線優美的鍛鐵椅子以及一張小咖啡桌。他們每天會在四點鍾時喝茶，那是她丈夫最喜愛的一種英式傳統。他們麵朝著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