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讀到了一份剛剛披露的周恩來的電報，即1949年7月9日《關於浙大學生拒絕竺可楨返校事給華東局的電報》。周恩來在電報中說：
“華東局並轉譚(譚震林，當時任中共浙江省委書記、浙江軍區政委)、王(王建安，當時任浙江軍區司令員)：聞最近浙大學生提出拒絕竺可楨返校，據我們所知，竺過去在於子三事件中，同情學運，今春當蔣黨用飛機迫其離滬時，亦設法逃避。此次拒竺事件，詳情如何？竺在政治上表現究如何？學運方麵有否偏向，盼查明詳告。”
從1936年至1949年，竺可楨在13年之中，把浙江大學變為國內最著名的大學之一。那麼，何以在新中國即將誕生之際，在浙江大學卻發生了一樁匪夷所思的“拒竺事件”？
艱難的調停者
竺可楨13年辦學提倡“通才教育”，而當政治風潮洶湧進入校園之後，校長竺可楨所憑借的治校宗旨和思想資源，仍是他的自由主義，甚至這也影響到他對“學運”的立場和態度。
當年和後來很多人認為：竺可楨是一個進步人士，比如他在“學運”中積極參與營救被捕學生。
但無法想象在政治風潮的不斷衝擊下，一心治學的校長會爛漫熱情於其間，盡管“學潮”擁有充足的合理性和正當性。於是，人們看到了這樣一位竺校長，他千方百計地保護學生，又對不斷升級的“學潮”頭疼不已，他艱難地在當局和“學運”之間充當著調停、博弈的角色。
浙大的“學潮”終於到了高潮。1947年，“於子三案”發生，浙大學生會主席於子三竟在被捕後死於獄中，而圍繞所謂“於子三係自殺”的定論，竺可楨與國民黨當局幾成決裂之勢。反之，圍繞安葬和紀念於子三，竺可楨亦與“學運”方麵發生摩擦。這是竺可楨執掌浙大13年之中最艱難的日子。
竺可楨與左翼學生運動的某種抵觸，除了思想和理念上的差異之外，考其用心和初衷，其實也是為學生著想。當然，這是當年的學生根本不可能體會到的了。
竺可楨作為一名曾留學美國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對國民黨的所作所為大有不滿，但對共產黨的主張也不甚讚同，更由於自己校長的身份，他對左派學生組織的“學潮”也不無反感，並多次公開表示反對，他認為學生的首要任務就是讀書。
“兩頭不到岸”
1949年，是滄海桑田的歲月。把自己同國民黨綁縛在一起，早已不看好國民黨的竺可楨決定不走這條道路；共產黨麼，自己又陌生得可以。這時，國民黨浙江警備司令部轉來一個信息，要他奉命離去，竺可楨預感到危險，多番思考，“不得不出之一走”。於是，他決定單獨潛往上海，在上海的中央研究院作進一步的觀察，再做決斷。
這時，竺可楨聽到了浙大發生了“拒竺”運動的消息：浙大校內的壁報竟然在指責他“受英美教育之毒，做事不徹底，不能對惡勢力爭鬥，隻剩了些科學救國空談”。又說：“竺對於舊的固然厭惡，對於新的心存懷疑。但民主與反民主不容有中間(道)路的，而竺某偏偏走了中間毀滅之路。”顯然，這不是空穴來風。
1949年4月25日，浙大已是“學生自由行動，學校已入無政府之狀態”(《竺可楨日記》)。5月3 日，杭州解放。對於自己當年的抉擇，竺可楨在後來“洗澡”運動中的《思想自傳》中說：“首先由於國民黨特務視浙大為眼中釘，而且從他們看來我是站在學生方麵，是他們的對立麵，在他們撤走以前，有可能做些對我不利的事情。其次，我對共產黨辦學方針毫不了解，不如回中央研究院重理舊業為適當。”正是這“兩頭不到岸”的局促情景，觸發了當年浙大的“拒竺”風波。
(摘編自《曆史學家茶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