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這場考試多麼困難，她都有足夠的信心去通過，盡管那天她曾說過：“這場考試我考得不好。”
我的心靈旅途
她說得不錯，與現在大多數中國人相比，我確實走過許多地方。我的朋友和鄰居經常看到我背著行囊來來去去，“又要出門？”和“又回來了？”是他們見我最常說的話。形形色色的照片記錄著我的足跡，一遝遝堆放在抽屜裏。有的已經褪色，有的粘在一起。
然而我不敢這麼說：我是一個旅行家或是一個旅遊愛好者。
生在平原地區的我對於自然山水並無多大的感悟力。隻有處身名山大川之中的時候，才有一時的沉醉，仿佛看到了一條通道，能把自己從人生的艱難旅途上救出，進入無憂無慮的逍遙世界。那時我會歡呼雀躍，向呼嘯的水、偉岸的樹木、柔弱的花草傾訴情懷；那時我不再感到躋身人類的高貴和卑賤，隻覺得自己和山水花木一樣榮枯有時，自生自滅。然而這種感覺稍縱即逝。從沉醉中清醒過來，自然對我仍是一個陌生而異己的世界。所以我很少會流連忘返，更不會日思夜想要到哪裏一遊。幾年前曾有機會去長江三峽，但因暴雨成災而未成行，朋友要我多等幾天，免得以後遺憾，我不肯。現在想來，確有些遺憾了。但真正的遺憾又似沒能夠在它消失的時候，“到此一遊”。
相比之下，人文景觀對我更具吸引力。無論是古人今人，還是神仙鬼怪的創造，都有助於認識自己從哪裏來到哪裏去；無論是發思古之幽情，還是拜佛求簽算命卜卦，我所關心的總是一個最讓我困惑的問題：我能否追求我所追求，逃避我所逃避的。如今遊過的許多山川印象已經模糊，唯有那一座座香煙繚繞的寺廟和焚香叩頭的民眾時常出現在夢裏。對於那些為我算命釋簽者的音容笑貌，虛言妄語，更保留著遠比那些風景照片深刻而鮮活的記憶。
然而我還是身陷迷津，看不清來途去路，要求無處求，想避無法避，甚至連應該追求什麼逃避什麼，也都和風景一樣模糊起來了。所以盡管不會流連忘返，我還要來來去去。我強迫自己放大眼前的現實，遮住雙眼，充滿心胸，少去思考那些形而上的問題。一個人關門沉思的結果可能是一天也活不下去。
許多人認為我的這些古怪的想法是因為我沒有一個溫暖的家。家是人生旅途的後方，沒後方的旅遊是疲倦的。我也曾試著讚同這樣的好意，但最終我還是明白地認定，家庭不是後方，隻是人生旅途中的一處驛站，那個站我已經走過了。
何況，我還有另一種旅遊，心靈的旅遊。這種旅遊不但無須後方和驛站，而且需要絕對的孤獨。
每天都有這樣的時候，可以閉上眼睛麵對無邊黑夜，聽任心靈在一無所有的空間漫遊。我看到一個無限狹小又無限廣大的世界，它沒有邊界，又與一切隔絕。這時候，自然人生都被黑洞吞噬，一切探索的願望我而去，心靈異常寧靜。
遊於自然，遊於人生，遊於心靈，這是我所擁有的三種旅遊境界。我不知道哪一種境界為高，更說不上哪一種是我所愛，因為它們都不是我的選擇，可是隻要活著，我還必須不斷地在其中遊來遊去。（戴厚英）
不僅是為了那塊磚頭
1962年秋天的一個下午，我和幾個都是十七八歲的新戰友，在營房後邊的磚瓦窯上談起了個人的理想。熱血沸騰之餘，我們把自己的名字寫在一塊磚頭上，向上蒼發了誓，然後把磚頭砸得粉碎——誰要是說話不算數，下場就和這磚頭一樣！
有兩個戰友說的理想是下決心存錢（那時我們在青海香日德當兵，每月有三十多元的津貼）。有一個戰友要拉二胡，說將來最起碼要在千人以上的晚會上為大家演奏。還有一個戰友說，也要搞音樂創作，最少要在省級刊物上發表一首自己創作的歌曲。
輪到我時，我說我要當文學家！要寫一個電影劇本，要在銀幕上看到以我個人的名字編的劇。然後再寫十篇小說，全要用鉛字印出來。
這裏麵，數我的理想最“偉大”。當那塊磚頭被砸碎時，我的心跳得很厲害。
如今，22年過去了。當年名字寫在磚頭上的那幾位戰友都在一個城市裏工作。
有一次遇在一起，自然談起了那場“砸磚立誓”的事，他們的理想都實現了。
存錢的，臨退伍時存到3000以上。不過他們現在並不怎麼富裕，因為那些錢都花完了。
拉二胡的那位，果然在他們工廠舉辦的千人以上的晚會上，上過兩次台，也確實得到了掌聲。
早在1965年，那位搞音樂創作的戰友就在《解放軍歌曲》上發表了一首隊列歌曲。
這其中，唯我最苦。那次砸磚起誓之後，我便一個心眼寫電影了。我的工作是在遠離村鎮的青海高原的荒灘上看管犯人。這裏沒有新華書店，也沒有圖書館。我手頭隻有一本《電影文學》，反複看了幾十遍，便開始寫一個《嶽飛》的電影了。
不久，我收到了八一廠編輯寄來的信，告訴我《嶽飛》已有人寫過了，並讓我從生活出發，寫一寫自己身邊的事情。我把這封蓋有公章的信像聖旨一樣看了一遍又一遍。
有一天，我到監獄裏去，看到一個白發蒼蒼的老犯人正在畫一副監獄裏開晚會用的布景。那人原是中央美術學院的教授，因為右派問題判刑15年。我得知他有一個兒媳婦在《電影文學》當美術編輯，提筆便給她寫了一封信，隨後寄上了300元錢。一個月後，我牽了三匹馬，從40公裏外的郵電所馱回了一公尺高的六疊子雜誌。那些書刊雜誌解開來，足足有一個立方。
我把這些書全部藏在床下邊，利用每天能夠抽出的全部時間，每天看三本。把自己認為好的劇本、好的評論撕下來，另裝成冊。有一個星期天的早晨，我用自購的打字機，給《優秀電影劇本選》上打號、編目、裝訂時，有人叫我去接電話。臨走前，我交代我旁邊那個外號叫“騷鼻子”的戰士，不讓他翻我的東西，他答應了。趕我回來後一看，頭都氣昏了。他把我好不容易才整理在一起的劇本呀，評論呀，全都翻亂了。他沒有什麼文化，隻是在裏麵找美人頭。我一看，氣不打一處來，便大聲喝道：
“不讓你亂翻，你手賤什麼？”
“翻了怎麼樣，能判勞改麼？”
“你再敢翻一下？”他滿不在乎，順手撥了一下，那些單頁便飄了一地。我眼睛紅了，回身抓起一支槍，順手上了刺刀，朝著他的大腿刺了過去。隻聽見“媽呀”一聲，他倒在地上了。
這是星期天的早晨，宿舍裏有一個排的戰士。有的下棋，有的看書，有的洗衣服。聽見這不是平常人喊出來的聲音，都站了起來。我背靠著槍架，順手抓起了一顆手榴彈，並且拉出了導火索。當時我想，去他媽的，咱一塊死吧！我看見所有人的臉上都失去了血色，所有的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看著我們。
在這個當日，副排長開了口，他是朝鮮戰場上下來的老兵，見過大場麵，他並沒有看我，而是看著躺在地上的那個“騷鼻子”，高聲罵道：“這貨早該槍斃了！打死他活該，朝他腦袋上戳！”
這明顯是向著我說話，我激動得要流眼淚了。他一眼也沒有看我，幾大步就走到“騷鼻子”麵前抬起腳去踢他。猛地，他返身抱住了我，一隻手牢牢地抓住了我拿手榴彈的那隻手。抓的那麼有勁，我動都動不了了。他大聲喊：
“快來，給我捆起來！”
據說當時最輕的處分是要打發我回家的。團政治處主任在會上說，這個戰士要學習，將來想當作家，這不是壞事。過去我們沒有過問這件事，幹部們有責任。把他留下吧，給他點條件，說不定壞事可以變成好事呢。
第一條是我必須給“騷鼻子”道歉，求得他的原諒。我遵照執行，買了禮物，到衛生隊去看他。一見到他，我哭了，他也哭了。他說：“張老兵，我再也不翻你那些寶貝了，我撕下來的那些漂亮女人像都還給你，你再不要用刺刀戳我了。”
我真是後悔極了。我恨不得碰死在他麵前，求得他的原諒。我的頭在床頭上碰爛了，但心裏麵說，我一定要當文學家，隻有當了文學家才能對得起他們！否則，我還活著幹什麼呢？部隊首長原諒了我，戰友們原諒了我，隻給了我一個行政警告處分。主任還風趣地說，隻要你當了作家，把部隊的好人好事寫出來，將來我給你撤掉這個處分。
連裏騰出來一個洋芋窖，支了一個床板，每月到司務長那裏領三斤煤油，發給我一盞馬燈，允許我早起晚睡，到洋芋窖裏看書。
這件事傳到師裏。師宣傳科每年給我參加一期創作學習班的機會。三年後，那些書看完了，等於上了一次大學的中文係。我寫了7個電影劇本，雖然一個也沒有被采用，但是許多製片廠都說我的劇本有點苗頭。我為師團演出隊寫了許多節目，演出了，還得了獎。臨退伍時我那個處分果真撤掉了。
不幸的是，“文化大革命”開始了。
我1968年退伍，被分配到一家化工廠當了工人。我沒有寫出一個被采用的電影劇本來，也沒有發表過一篇小說，我的名字一次也沒有變成鉛字。
1974年春天，區上請了一個作家，給全區的業餘作者講課，我也弄到了一張票。去得遲了些，小禮堂已經坐滿了。守門的一位老兄看了看我的模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