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瘋子們辯護
風尚·中國
作者：朵漁
我的一位詩人朋友Z，我從未見過此人，隻是通過幾次電話。我曾在自己主編的雜誌選過他幾首詩，並為他編了一個日誌小輯。對他的諸多爭議也多由這個日誌而來：那簡直就是他的嫖妓流水賬，今日幾個，昨日幾個，高矮胖瘦，價幾何，高潮情況等等，間或夾雜一些對人生的迷惘，對世態炎涼的感慨。他的很多私生活都是公開的（他似乎有意為之，並樂此不疲），我對他的了解僅止於此。
我從未將他看作一個“怪人”或者說“瘋子”。我覺得他正常極了——他符合我心目中的一類藝術家的形象。尼采曾言，在任何哲學中，真正無可辯駁的東西都是“個人的”東西，並認為“透過三件逸聞，就能夠了解一個人的基本麵貌”。我對Z的了解，正是基於他的三五件逸聞之上。比如他常年混跡於社會主流之外，不事產業，蔑視家庭義務、倫理道德；他長年流浪在北京、拉薩、重慶的山上，流連於下等妓館，動輒買醉；他不偷、不搶、不抽，靠賣唱、朋友接濟和為死人做道場混飯吃……
這樣一個人，肯定不是通常意義上的好人，甚至不能算是一個“正常”的人。但他是一個詩人，詩歌是他的宗教。他不僅在生活裏冒險，也在詩歌中冒險，他從道德和藝術的雙重叛逆中獲取活力。詩歌宗教的心理補償機製真是太強大了，“一個在詩歌上富有的人可以是一個乞丐”（帕斯語），這成了他繼續生活下去的勇氣，也堅定了他放浪形骸的風格。
無疑，他是處於“底層”的，他的日曆上隻寫著“現在”“目前”“今天”“此刻”，他的酒和性經常性地處於匱乏狀態，幹了上頓沒下頓。他粗俗，魯莽，敏感，羞怯，從來不會幹出“昨夜吳中雪，子猷佳興發”之類的雅事。
他也會習慣性地考慮自己的進身之階、改變之途，無時或已的焦慮於焉而起，但這隻會讓他更焦慮、更抓狂。因此，他的詩也是不純淨的，裏麵有憤怒、迷惘、混沌……他在自己的混沌狀態裏是無法認清自己的“底層”宿命的。他不知道，在這樣一個以占有物為衡量標準的時代，選擇做一個詩人本身，都顯得那麼瘋狂，一種奢侈的冒險。而社會的“底層”，正是瘋子們的天然居所。
物，隻要是有形的，都可以拿來換錢，但詩歌恰是“無形”的，因而也是“無價”的。用帕斯的話來說，詩歌也是“事物”，但是很輕很輕，它是用語言做成的，像空氣。“它是思想又是形式，是聲響又是寂靜。”但說這些有用嗎？詩歌在閃光，詩人在挨餓。雨果說“巴黎是一個概念”，對詩人來說，“詩歌”何嚐不是一個概念？為一個概念而獻身，這是多麼的瘋狂。
一位日本人曾調查了782位著名藝術人物，其中精神極端失常者占83%，健康者僅占6.5%。在藝術的世界裏，瘋狂是個好東西。一個時代如果太過正常，就失去了自身的魅力、活力和創造力。太過正常意味著有一個主流的意識形態在起作用，在整體性地控製著大多數人的生活。
想當年，浪漫主義的主人公們充斥著酒鬼、海盜、性變態、冒險者，波德萊爾的墮落天使、阿波利奈爾的都市流浪漢、蘭波與魏爾倫的性與梅毒……那真是一群瘋子，一群尼采所稱的“患病動物”。這種姿態宣告了對主流社會一切公認的神聖事物的強烈蔑視——你們認為是有意義的事，其實是一錢不值；你們過著人模狗樣的生活，卻寫不出一句像樣的詩！
Z君的瘋狂生涯依然在繼續。為這樣的瘋子辯護，是多麼的困難。“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但我真的羨慕他這樣的生活嗎？誠實地回答：不羨慕。我隻是缺乏他的勇氣。他在生活上肯定不是一個讓人愉快的人，他的生活態度就像一段墓誌銘。
事實上是，絕大部分瘋子都讓人忍無可忍，他們貧窮、羞澀，而又自大、黑暗，這也是瘋子們動輒得咎、被逐出正常生活軌道的原因所在。更讓人惱火的是，這個世界上大多是一些偽裝的瘋子——瘋狂成為一種博取利益的表演。而真正的瘋子，往往無視被規訓的危險，甚至無視世俗的利益。瘋子眼中無利益，甚至無利害，他們隻是不顧一切地創造、破壞與探尋，他們無所謂成功與失敗，是一群天真的“罪犯”。
（朵漁：詩人、專欄作家，現居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