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基於回歸模型的實證分析。根據雲南三十年的數據，選取能夠代表公共政策的指標：城鄉居民收入相對差距、人均GDP（代表經濟發展政策）、城市化水平（代表城鎮化政策）、產業比（代表產業化政策）、主要收入差距及非主要收入差距等數據（代表收入分配政策）。其中，雲南省城鄉居民收入相對差距為被解釋變量，以Ruincgap表示；雲南省人均GDP、城市化水平、產業比、主要收入差距、非主要收入差距均為解釋變量，分別以Pcdgp、Urban、Uratio、Pgap、Mgap表示。得出計量模型。
基於“兩部門”模型測度以及回歸計量模型，得出如下結論：
（1）人均GDP與Ruincgap成反向關係。兩者相關係數為-0.000 124，從相關係數可以看出，人均GDP的增長對於縮小城鄉差距的作用較小。據此，命題Ⅲ得到驗證，為真命題。
（2）Urban與Ruincgap成反向關係。城鎮化率每增長1個單位，差距縮小0.089個單位，但相比較於2000年以前的全國情況（係數為-1.875），2000年後，城鎮化對於縮小Ruincgap的作用明顯減弱。由此，可以驗證命題Ⅰ隻是個半真命題，即城鎮化進程有利於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但作用明顯減弱。
（3）Uratio與Ruincgap成負相關關係。產業比提高1個單位，Ruincgap減少0.084個單位。因此，推斷出命題Ⅱ為真。
（4）Pgap、Mgap與Ruincgap成正相關。進一步分析，2000年以來，非主要收入差距對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影響程度明顯高於主要收入差距（非主要收入差距Mgap與Ruincgap的相關係數為0.185，遠遠大於主要收入差距Pgap與Ruincgap的相關係數0.007），結合前麵貢獻率測算得出的推論，可以證實命題Ⅳ為真。
三、公共政策偏向導致雲南省城鄉收入差距擴大的原因解釋
公共政策會因為城鄉群體間的矯力發生內在異化或偏向，致使公共政策的作用無法發揮，最終導致城鄉差距分化。
1. 公共政策偏向限製了城鎮化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作用。根據曆史經驗，城鎮化政策在很長一段時間對於縮小雲南省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起到巨大作用。然而實證表明，21世紀以後，城鎮化政策的作用明顯減弱，其中主要的原因是政策的城市偏向。表現最為明顯的是城鄉戶籍製度，城鄉戶籍製度的存在，致使進城務工的農民“離土不離鄉”，不僅享受不到城鎮居民在公共服務、公共產品方麵的“隱性”、“軟性”待遇，而且經常遭遇就業領域的戶籍歧視。一係列的政策城市偏向最終導致的是城鎮化在縮小城鄉差距方麵的作用無法發揮，這恰恰也從側麵反映了政策偏向的弊端日益凸顯。
2. 公共政策偏向阻礙了三大產業的統籌發展。經前麵實證得知，產業比的提高有利於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國家推行的工業化政策促使二、三產業得到了迅速發展，城市經濟發展水平快速提高，然而產業經濟總值的提升是建立在第一產業與二、三產業差距增大的基礎上，這種忽略農村經濟和農業發展的“快馬拉慢馬”模式以及“重城市產業輕農業”發展路徑未免得不償失。盡管國家適時推出“以城帶鄉，工業反哺農業”的政策，然而政策在自上而下的執行過程中往往發生異化或偏向，導致政策無法落實到實處。另外，政策執行過程中，沒有充分調動農民參與的積極性，在教育、醫療、鄉村基礎設施以及農田水利設施建設上資金缺口較大，公共產品投資來源主要靠政府財政，來源比較單一，沒有充分發動社會的支援，也沒有盤活農村土地資產發揮有效的鄉村自給能力。
3. 公共政策偏向導致城鄉居民的收入結構發生改變，致使非主要收入差距擴大，進而導致雲南省城鄉收入差距明顯擴大。實證表明，21世紀以來，非主要收入差距對雲南省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貢獻率數值在不斷上升，在2008年以後更為明顯，數值均在20%以上，成為了影響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究其原由，進入21世紀後，資本市場逐漸成熟，居民的非主要收入增加，而非主要收入不僅是居民收入中容易形成馬太效應的部分，而且易在公共政策偏向的情況下發生重大轉移。因此，在政策城市偏向的長期影響下，農民在非主要收入方麵追趕城鎮居民的難度越來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