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這架直升機正在發生事故的4號機組上空作業。飛機在空中盤旋，緩緩向作業區域接近。就在這時，悲劇發生了：或許受到強烈放射性的損傷，隻見直升機先是尾部一沉，然後彎轉扭曲，緊接著整個機身像泥一樣癱軟，螺旋槳斷裂碎片四處飛濺……在不到幾秒鍾的時間裏，直升機便墜人核反應堆中。
當時，直升機上共有4名機組人員，而他們隻是切爾諾貝利核災難犧牲者中的一小部分。切爾諾貝利核泄漏發生後，官方統計的結果是，從事發到目前共有4000人死亡。然而，全球環保組織——“綠色和平組織”公布的一項調查結果卻顯示，死亡人數遠遠不止4000人。
“綠色和平組織”基於白俄羅斯國家科學院的數據研究發現，在過去20年間，全世界共有200萬人遭到了切爾諾貝利核泄漏的威脅，其中，27萬人因此致癌，致癌的人中有9．3萬人病情危急，隨時可能死亡。因此“綠色和平組織”認為，切爾諾貝利核泄漏造成的死亡人數將比官方統計的結果至少多9．3萬人，這個數字是官方統計數字的20倍。
除此之外，還有事故造成的潛在危害。報告還舉出了一個典型的例子。在1990～2000年問，白俄羅斯人口患癌率突增40％，許多1986年以後出生的孩子都是畸形兒，患甲狀腺癌症的比例是父輩們的88．5倍。
二、受輻射女作家談切爾諾貝利50多歲的白俄羅斯女作家斯維塔蘭娜·阿曆克西耶維奇也是切爾諾貝利核汙染的受害者，此事件導致她免疫力低下。她在核汙染地區作了大量的調查，寫了一本名為《祈求》的專著。以下是著名雜誌《她》對作者的訪談摘錄。
問：事故發生時您在何處？
答：在300km外的明斯克。3天後，當我獲悉災禍而到處打聽時，人們全輕描淡寫地告訴我：“沒事，不過是小題大做而已。”我父母的住處離切爾諾貝利僅百佘千米。3個月後，我把住在明斯克本已生病的姐姐送回父母家，她由於受核輻射而病情惡化，想死在父母身邊。受此災難，我母親雙目失明，父親患了腎癌。
問：您說您現在住在切爾諾貝利，這怎麼可能？
答：沒有核電站的白俄羅斯已有23％的領土受到核汙染，人們無法確定受汙染的地區界限。雨水和用來灌溉的水依舊四下流散，人們仍然在受汙染的農田上耕種收獲，所以說切爾諾貝利到處存在。
問：為什麼您寫“這是一座實驗室”？
答：對許多西方科學家而言，切爾諾貝利是個有價值的實驗室，因為它是無先例的。我們等於受到了330顆原子彈的輻射，後果將長期延續。我參加過一些村莊的疏：散行動，真像是世界末日！軍隊用武力強迫居民上車，而居民們不願離開故土。我見過一個手握聖像的老婦人跪在士兵麵前，她看到我時哀求道：“請告訴我，沒有炸彈，沒有槍炮，太陽照著，為什麼說是一場戰爭？”
問：核汙染會持續多久？
答：爆炸時，熱核塵埃被拋人空中，當時在場並吸入塵埃的人在幾年後都死於肺炎。如果100年後他們的墳墓被夷為平地，重新暴露的-核塵埃還會殺人！曾有一位消防隊員的妻子到醫院看望丈夫，人們對她說：“請忘了他是你男人，現在他隻是一個放射性物體。不能碰他，更不能擁抱他。他會變為一個魔鬼，然後死去。請你離遠點。”誰能保證我們就不會那樣死去呢？
問：幸存者隻能互相通婚，這是強製性的嗎？
答：沒有這樣的立法，但年輕人的確隻能內部通婚，因為外部的人有恐懼心理。人們不清楚汙染對孩子會有什麼影響，是否會有遺傳變異。
問：您深入核汙染區調查，就不怕遭核輻射嗎？
答：我已三四十次出入那個地區。你怎能拒絕那裏的一個老太太邀請你一起吃飯呢？哪怕在汙染最嚴重的地方！此外，輻射最嚴重的地方自然界卻生機盎然，人們慢慢失去了危險的感覺，禁不住想在綠草地上小憩。
問：現在還有許多人住在切爾諾貝利地區，這怎麼可能？
答：蘇聯解體後，有許多俄羅斯人去切爾諾貝利謀生。我看見許多家庭住在廢棄的房屋裏，以撿拾受汙染最嚴重的蘑菇為生！開始時政府試圖勸阻，但現在這樣的人已成千上萬。我舉個例子：災難發生時，距切爾諾貝利70km的勃拉金納市有2萬居民。撤退了1萬人，自願走了5000人，留下的5000人中大部分是老人，這是一個死氣沉沉的城市。但今天這個城市又有2萬人了，一切如常，孩子們仍在街頭玩耍。
問：是因為受騙。還是出於無知？
答：東西方的價值觀不一樣。事故發生後，戈爾巴喬夫派遣國內最優秀的物理學家去核電站。從照片上看，他們臉無遮蓋地站在著火的反應堆旁，這證明他們沒有絲毫危險意識，如今許多人已死去了。
一個政府要員被派去寫一份報告給中央委員會，他抵達後便說要去看看爆炸坑。當被告知這樣會有致命危險時，他說：“那又怎麼樣？過3小時我得提交報告！”今天，他已病得不輕。
問：去除放射性汙染的措施是否有效？
答：許多措施是幼稚可笑的。例如用水衝洗樹木和房屋，但一起風，有放射性的塵埃又會重新擴散。也有人鏟出未受汙染的土層鋪在土地上，根本不起作用！人們無法讓受害的野獸隻待在這片森林裏，更不能阻止鳥類遷徙！並非隻有蘇聯人猝不及防，而是全人類！所謂“我們這裏”與“你們那裏”隻是相對的。有人在瑞典對我說：“那裏的核電站關閉後，我們就安心了。”我回答：“下一次爆炸可能發生在烏克蘭或立陶宛，離這裏實在不太遠。”
三、切爾諾貝利核事故中的人們事發當天，一架米—6直升機就載著核能源部總工程師和切爾諾貝利采用的反應堆的總設計師飛到核電站上空。機身在強烈的熱氣流中劇烈顫抖，工程師仍要求再靠近些。他們發現：4號反應堆的屋頂、起重機和大部分牆體都不見了，循環泵和發電車間的屋頂被多次砸穿，烈焰衝天。接著，兩個工程師看到了最可怕的東西，重達500t的反應堆罩變得通紅，已經敞開2／3，亮得炫目的堆芯正在巨大的隆隆聲中瞪著他們，裏麵的一切都正在熔化，濃煙像火山一樣噴了出來。
很多機組人員經過幾次任務，受到的輻射就超過了人一生允許承受的劑量，飛機也很快變得放射性嚴重，無法安全使用。駐俄羅斯托祖克的一個前線航空兵團被全部調往切爾諾貝利以東，從米—8到米—26各型直升機立即投入到空運任務中。碳化硼耗盡後又開始投放普通沙子。隨著投放的進展，直升機投下了近2000t碳化硼和沙子後，工程師終於宣布反應堆內的鏈式反應停止了，最終直升機的總運量達5000t。
在“石棺”的建造過程中，卡莫夫設計局的卡—25直升機被派來，將傳感器準確地穿過小管子，吊放到反應堆內部，測量溫度和輻射數據，就像在30m外穿針一樣。“石棺”建造的最後，需要把一個重達35t的蓋子吊放到頂部，這將是直升機有史以來吊起的最大重量。承擔這項任務的是米裏設計局首席試飛員戈爾根·卡拉佩特揚和格羅莫夫飛行研究中心試飛員安納托利·格裏先科。他們對世界最大的直升機米—26（可吊起20t重量）進行了徹底改裝，拆除了所有不必要的設備和附件。即使這樣，整個飛機的每一部分都遠遠超出了設計使用極限，一次耗盡了全部壽命，任務完成後隻能被廢棄。
雖然有防護服，飛機安裝了一些鉛板，所有直升機飛行員仍然都受到過量的輻射。也許是因為核反應堆距他出生的村莊不遠，格裏先科兩次參加救災，最多的時候3天內飛了5架次，現場輻射劑量嚴重超標。1988年9月格裏先科出現白血病症狀。
1990年4月27日，53歲的格裏先科在美國西雅圖的弗雷德·哈金森癌症研究中心接受了骨髓移植。骨髓來自一位42歲的法國婦女，是從9個國家登記的捐獻者中找到的，蘇聯政府提供了15萬美元的手術費。不幸的是，骨髓移植後約6周，格裏先科還是因肺部感染，於7月2日去世。
尤裏·科涅夫是出事當晚值班的4號反應堆渦輪機操縱員，1976年他從技校畢業被分配到切爾諾貝利核電站。午夜接班時，科涅夫就知道要在他負責的8號渦輪機進行一次慣性試驗，模擬外接電源被切斷的緊急情況出現時，試驗這台渦輪機剩餘的慣性能量是否能繼續驅動水循環泵，直到柴油發電機組接替。
1小時後，試驗開始，總工程師、車間主任和許多工程師都留了下來。科涅夫在控製台上開始關機操作。就在渦輪機停機時，管道走廊突然發生爆炸，鋼筋混凝土牆開始崩塌，7號渦輪機上方的混凝土屋頂砸了下來。數秒鍾內柴油機接替供電，應急燈打開，但車間屋頂仍在一層層破碎。
一切都發生在不到1分鍾的時間內，科涅夫非常幸運，屋頂水泥板並沒有落到8號渦輪機上，幾分鍾後又有一個數噸重的石墨塞落在他身邊1m遠的位置。不一會兒，當班的主任和副總工程師跑進車間，命令科涅夫照顧好8號渦輪機。在一片黑暗中，高工們和車間主任都不知道發生了什麼。渦輪機車間的應急設備在輻射水平上升時就會啟動，但這次輻射太強，這些設備一下就失靈了。
在科涅夫忙著折騰渦輪機時，電工巴拉諾夫（後來死在莫斯科的醫院裏）跑進來，開始搬出冷卻渦輪發電機的氫，他的舉動防止了另一次爆炸，隨後車問陷人了可怕的寂靜。科涅夫和巴拉諾夫走到小陽台上抽支煙，才看到樓下地麵上散布著被爆炸拋出的反應堆碎片和大塊石墨。後來他們才明白當時陽台上有多危險，他們抽的不是煙而是自己的命。
爆炸後2小時，科涅夫開始非常難受，眼睛出現劇烈灼痛，不停地流淚。他和當班的檢查員尤拉·韋爾希寧（後來也死在莫斯科的醫院）都被送到急救室。次日，一輛座位和內壁都鋪滿塑料布的公共汽車把他們送到機場，用專機運到莫斯科。科涅夫受到710R（倫琴）的輻射，屬於3度輻射病（最高為4度），7月14日出院。醫生也不知道他是怎麼幸存下來的，除了眼睛裏有兩個人造晶體，時常患支氣管炎之外，科涅夫無其他不適。隻是他的兩個兒子分別有心髒和胃的問題。
當晚的鉗工安德烈伊·塔馬津是唯一活著被診斷出4度輻射病的，劑量達860R（倫琴），有的消防員超過2000R（倫琴）。當然這些數字當時不會告訴他們，科涅夫直到1992年或1993年才知道。
尼古拉·戈巴琴科是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當晚當班的輻射監督員，j976年進廠。他們的職責是最早進車間，在工人上班前測量輻射水平，最後離開。午夜接班後，戈巴琴科開始測量3號和4號反應堆車間的輻射數據。因為4號反應堆正準備停止運行，戈巴琴科就回值班室喝茶，這救了他一命。爆炸聲傳來時，戈巴琴科和同事都認為是渦輪機操縱員又弄得水壓不穩。第二聲爆炸後，燈光滅了，4號反應堆控製台上的燈也滅了，鎖著的雙層門被衝開，紅黑色的塵埃從通風口湧出。幾秒鍾內應急燈亮了，戈巴琴科和同事們戴上防毒麵具，他的輻射測量儀顯示每小時3．6R（倫琴），但很快就超出了測量範圍，想打電話，但線路已經斷了。
戈巴琴科被派往4號反應堆測量輻射，他打著手電進入漆黑的渦輪車間，到處都是水泥塊，儀器根本測不出數據。戈巴琴科返回值班室報告後，有兩個人走進來說：“嘿，夥計，幫我們找找一個同事吧，弗拉基米爾·肖申科，他走了30分鍾，可能在渦輪機車問上層平台上。”
他們在黑暗中穿過一堆堆碎石、噴湧的蒸汽和齊腳踝的水，到了平台上才發現水泥外牆都被炸飛了，空氣中滿是塵埃，手電光都射不出多遠。終於，他們發現肖申科側躺著，嘴裏吐著血沫，被送到醫院後，肖申科淩晨6點就死去了。戈巴琴科回到值班室，換了衣服和鞋，他明白正在發生什麼，也明白等待他的命運，他的背上肖申科右手搭著的地方都被輻射灼傷了，後來兩個一起尋找的人也死在莫斯科的醫院。隨後戈巴琴科又奉命參加尋找瓦列裏·科迪姆丘克，後來才知道這個操縱員在爆炸中就死了。
淩晨5點，戈巴琴科開始感到極度虛弱和惡心，被送到醫院。在急救室工作的一個朋友把他拉到一邊，讓他把500g純酒精和水一起喝了下去，這些酒對抵禦輻射起了很大作用。4月26日白天，廠醫院裏已經有莫斯科來的醫生，七八個最危險的傷員當天就被送到莫斯科，但一個也沒救活。戈巴琴科是次日被送到莫斯科的，一住就是半年，每天都不知道第二天會不會醒來，許多同事都在眼看好轉的時候撒手人寰。
後來，戈巴琴科被評為最低一級殘疾，在基輔和莫斯科都分了一套公寓。在他眼裏，4月26日是悲喜交加的，他說：“1975年這一天我結婚，1982年這一天我母親安葬，1986年這一天出了事，1993年這一天我孫子出生，所以這一天我們會喝酒，為生者也為死者。”
列昂尼德·沙弗雷捷是電站消防隊班長，來自白俄羅斯，他的兩個弟弟也在消防隊。沙弗雷捷是4月25日晨8點和11個同事開始24小時值班的，隊長弗拉基米爾·普拉維克是最早死於輻射的人之一。
晚上11點，隊員們在值班室剛剛和衣躺下，一聲巨響震得窗戶嗒嗒地響。沙弗雷捷一躍而起，緊急信號幾乎同時亮了。在他們奔向消防車時，調度員吼叫著：“核電站起火了。”消防員們一抬頭，就能看見煙雲，4號反應堆巨大的煙囪好像有一半不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