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梅創作論
名家視閾
作者：李美皆
摘 要：
葉梅的寫作基本上可以分為三個方麵：民族書寫、地域書寫、女性書寫。葉梅的民族書寫道出了土家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也觸及了民族間的隔膜問題。葉梅的地域書寫幾乎等同於鄉土書寫，其筆下的三峽兒女代表了一種三峽性格。葉梅塑造得較好的現代人是女人，從這些女性身上能夠看到葉梅的精神之光與人格力量。 關鍵詞：葉梅； 民族書寫；地域書寫；女性書寫
葉梅的寫作，基本上可以分為三個方麵：民族書寫、地域書寫、女性書寫。
民族書寫
葉梅是一個具有強烈民族自覺的作家，那種化在她骨子裏的民族眼光和民族意識，首先緣於她的土家族出身及其文化血液中的土家族精神。其寫作既是對土家族曆史風俗的巡禮，又是向土家族文化精神的致敬，一個不了解土家族的人，讀完她的作品後，心裏也會立起一座土家族文化雕像。
小說是民族的感性曆史，鄂西土家族從前是土司製，雍正十三年“改土歸流”，實行流官製，葉梅的小說《山上有個洞》中，寫到了“改土歸流”的疼痛轉折。葉梅是以虛寫實，雖然故事是虛構的，但這段曆史卻是真實的。葉梅筆下的土司（包括《最後的土司》中的土司覃堯），從來不是一個腐朽的代名詞或惡的刻板印象，而是到“武漢、宜昌等地上過學堂，尊重文化，喜愛山水，包容豁達”①的勵精圖治的陽剛男人，這是葉梅對於土司一以貫之的曆史認知。田土司絕非托爾斯泰理想中將土地財產分給窮人的人道主義者，也不是一個桀紂式的暴君昏君，罪不當絕，但朝廷決定收回各族自治的權力，改世襲土司製為朝廷任命製，實現中央集權，就必定要拿田土司是問。田土司作為最後的土司的曆史命運是無法逃脫的，無論他本人如何作為，都改變不了這一命運。一個陽剛的土司，代表著一個陽剛的民族；一個土司的勵精圖治，說明著一個民族生活的蒸蒸日上，在對田土司的理想刻畫中，暗寓著葉梅深厚的民族情感。
葉梅不僅熟稔自己的民族曆史，對於土家族的規矩也是頗下功夫的。她寫龍船河祖上的規矩，造屋很講究：“土官衙署可倚柱雕梁，磚瓦鱗次。百姓叉木架屋，編竹為牆。舍巴頭目則可立豎梁柱，周以板壁，然不準蓋瓦。違者即治僭越之罪。”葉梅對於土家風俗的呈現更為感性和直觀。土家族實行流官製之後，有了多種文化的彙合。“即便如此，土家族還是保留著許多屬於自己的文化，他們敬畏天地，以跳喪的方式表達對生死的莊重泰然……”②《撒憂的龍船河》中，葉梅把跳喪的場麵寫得酣暢淋漓，感覺那絕非死亡之舞，而是剽悍的生命之舞。這種生死觀無疑昭示著一個民族來自彼岸的強大元氣。
《最後的土司》中，葉梅寫土家族的舍巴日儀式，寫伍娘的舞蹈，如精靈，如火焰，寫如雷滾過的鼓聲，令人血脈賁張。《花樹花樹》等寫到哭嫁是土家女兒的必修功課，哭嫁歌要唱上一個月，夜晚姑娘們圍著火塘輪流唱。《歌棒》則寫到了大量薈萃土家精華的民歌民謠。這得益於葉梅接地氣的生活經曆：“在與其他民族文化相融之時，土家人仍然保留了自己獨有的民歌民謠民間文化。我在文工團期間，曾上山下鄉走鄉串戶，做過多年的搜集，受到過很多滋養。”③
除了土司、巫師、祭祀儀式等民族符號，葉梅的民族書寫更重要的是寫出了土家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葉梅從不掩飾作為土家人的自豪及其對於土家民族性的傾心：“他們任俠尚義，知恩必報，一語相投，傾身與交，偶觸所忌，反言若不相識；彼此有仇釁，經世不能解，待明察者一言剖解，往往貼首而服。”④
在彰顯土家族文化人格的同時，葉梅也觸及了民族間的隔膜問題。《最後的土司》中，民族間的文化隔膜導致的問題更加明顯。手藝人李安躲壯丁來到龍船河，因為太餓偷拿了舍巴日的供品，得罪了龍船河的祖先和眾神，土司覃堯下令砍去他的一條腿，並讓啞女伍娘照顧他。伍娘是一個在木盆裏順水漂來的孤女，是舍巴日儀式中舞動得最美麗最酣暢的女子。漸漸地，李安和伍娘相愛了。他們的婚事得到了土司覃堯的同意。但龍船河還有一個規矩，新嫁娘的初夜是要獻給神的，神就是土司覃堯。在人“神”歡合之時，暴怒的李安點燃了新房，自己也消失了。覃堯愛戀伍娘，伍娘卻不愛作為凡人的覃堯，那一夜，她隻是把自己奉獻給覃堯所代表的神。李安回來向覃堯複仇時，被官兵捉住。覃堯不惜代價救下李安，李安並不感激他，並對伍娘百般虐待。李安終於對伍娘回心轉意，卻發現孩子是覃堯的。李安惡毒地讓伍娘把孩子生下來，作為挾製和報複覃堯的殺手鐧。李安以得到覃堯的寶物和讓覃堯失去舌頭為條件，把孩子給了覃堯。又一年舍巴日到來時，傳說瘋了或躲起來了的伍娘像一道火焰，突然衝進了舍巴堂的中央，舍巴舞立刻有了精魂。伍娘滴血而舞，鼓聲停住時，她倒下了。此時，李安正帶著孩子離開龍船河。覃堯帶人截住李安，要回孩子，最後用槍聲送走了李安。
文化的隔膜導致的仇恨與報複，將原本善良的人性都扭曲了。每一種文化都有特定的語境，要想與一種文化對話，必先進入其語境。在一種語境下順理成章的，在另一種語境下可能是悖謬荒唐，覃堯在土家人看來是神，在李安眼裏卻不是，那麼，所有那些關於“神”的解釋，對於李安是講不通的，他對於此地的神和權都是極端蔑視的。即便彼此相愛的人，也可能因為文化的藩籬而互成陌路，可見，文化的製約力量是何等強大。伍娘是活在人神共在的世界裏，沐浴著神的恩澤，過著通神靈的生活，神之於她，須臾不可離。心中有神，如有信仰，進入某種文化的條件，可以是某種信仰，有此信仰，此種文化就成立，無此信仰，則不能成立，李安心中是無神無信仰的，所以，土司文化對他是不成立的。文化的隔膜可能導致一個人的美酒是另一個人的毒藥，在種族隔膜已經成為全球性問題的今天，不同文化之間的積極溝通與彼此尊重，尤其顯得重要。《最後的土司》是對族裔文化差異的一個複雜隱喻，對於文化差異問題的思考達到了一個相當的深度。
葉梅文學視野中的民族元素，除了她的土家族出身，還緣於她的《民族文學》主編的使命意識，這雖然是後天形成，卻已化為她不可剝除的情懷。她的成長和閱曆使她貼近自己的民族，主編《民族文學》又使她走進了其他民族。散文集《穿過拉夢的河流》，涉及30多個民族的作家作品，簡直就是一部民族文學的感性百科。拉夢，在藏語裏是多元、多樣的意思，這本書就是一條五彩斑斕的多民族的河流，沿著這條河流，可以領略到各民族文學的美麗動人。比如，蒙古詩人阿爾泰的《醒來吧，我的詩》：醒來吧，我的詩/蘇醒的牛奶正愉快地滋入驚醒的牛奶/蘇醒的羊群正悠然漫向惺忪的牧場……一個民族對於生活的熱情洋溢撲麵而來。葉梅還寫到蒙古族對於詩歌的熱愛。蒙古族真正是一個有詩性的民族，每一個普通人，都可以在盛大的群眾詩會上朗誦自己的詩歌，一位老人竟因一個小夥子不知道詩歌節而結結實實給他一巴掌，“連詩歌節都不知道，你還是咱蒙古人嗎？”這一切，由一個熱愛民族文學的人寫來，尤其散發出內心的溫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