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葉舒憲綜合采用傳世文獻、甲金文、人類學三重證據進行闡釋，這可以說是葉舒憲對前人治學範式的一種超越。此前，不僅聞一多提出了三重證據研究的雛形，白川靜在《詩經》研究中所采用的材料也基本具備了三重證據法中的相關要素：傳世文獻、甲金文、人類學民俗材料。夏傳才高度評價白川靜的貢獻在於他以曆史學和民俗學結合的方法，利用甲骨卜辭和金文資料研究《詩經》。並指出，白川靜認為西周金文與《雅》《頌》同時代，金文中豐富的曆史、社會資料以及語言、文字、音韻，具有實證價值，比照研究《詩經》可以有所發現。B30不過，白川靜雖然使用了傳世文獻、甲金文和人類學材料，但在其研究中多數是每一重證據的單獨使用，除了《歌垣之舞》這樣的少數篇章之外，並沒有形成文獻、甲金文和人類學材料三重證據之間的有效互證，由此也為後世學者留下了較大的突破空間。三重證據法成熟於20世紀末的新時期學術複興浪潮，該方法不僅立足於二重證據（傳世文獻與甲金文）之間的互證，更以人類學的闡釋方法超越傳統考據學，其實質就是利用人類學材料以今證古、由此及彼的類比闡釋力，解決了文史研究中很多無法實證的問題，從而拓展了文史研究的時間和空間局限。在第八章中，葉舒憲考據了傳世文獻中關於風的各種義項，又以甲骨文的“風”字諸形揭示出“風”的神話思維，再以人類學民俗材料揭示風在神話思維中的媒合職能，從而演繹出“風”是媒合天地萬物、男女兩性的中介力量這一結論。
考察三重證據法的每一重證據，其論證效力各不相同：一、傳世文獻因其眾多的數量成為人們最易得的闡釋材料，但曆代流傳，最容易被人為修改，這也是葛蘭言不相信古典文獻的原因。二、以甲金文為代表的地下文獻是距離曆史元文本最近的文獻資料，卻往往殘篇斷簡得之不易。三、人類學材料具有共時性和曆時性的跨文化闡釋力，可以拓寬文史研究的視野，但卻容易陷入過度闡釋和簡單比附的怪圈。每一重證據都有各自的證明力優勢與局限，隻有借助證據間性互補，才能使三重證據形成一個立體闡釋的動態複合的論證係統。三重證據經過歸納與演繹組合到一個論證過程當中時，這一論證本身就包含了多種因果關係的歸納與類比，由此彙集而成一個立體闡釋的“場”，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劉毓慶所批評的跨文化闡釋模式：從“文化比較”中攝取的一重證據，文獻證據則嚴重缺失。他們用某種“文化模式”的推衍，替代《詩經》的背景分析；再通過對文本的曲解以迎合某種“文化模式”，從而對《詩經》作出了背離其文化生態的所謂“新解”。B31
綜觀以上20世紀在《詩經》研究方麵的文學人類學方法論演變，可以發現人類學發展對其的影響。20世紀上半葉，文學研究所借鑒的人類學理論多數來自古典人類學，如劍橋儀式學派、功能學派、法國年鑒學派等。20世紀下半葉，西方人類學在方法論上的新進展對文學研究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如列維-斯特勞斯的結構人類學、諾斯洛普·弗萊的原型批評、卡西爾的符號人類學、格爾茨的闡釋人類學等。由此，20世紀下半葉文學人類學的研究總趨勢表現為：一是原始與現代相聯係、中外各民族相比較的宏觀文學視野和研究態度；二是共時性方法與同時性方法並重；三是文化方法心理方法與文學本體方法的融合。B32正是在這一趨勢下，20世紀《詩經》文學人類學研究進路可以概括為兩大特點：一、跨文化闡釋範式超越了單向度的簡單類比論證，轉向多向度的綜合類比論證。以葉舒憲為代表的文學人類學研究借鑒了列維-斯特勞斯的結構人類學和諾斯洛普·弗萊的原型批評，從共時性和曆時性的維度歸納出不受具體的時空限製人類神話思維普遍類比規則進行跨文化闡釋，拓展了對人類普遍文化模式研究的廣度和人類精神思維演變研究的深度。其二，三重證據法不離文獻又超越文獻，利用證據間性的互證互釋，利用實證與闡釋之間的張力，可以超越單一的文獻研究和我族中心主義研究的狹隘視野，獲得“更上一層樓”的新視界。
注釋：
①關於葛蘭言的學術身份，有人認為是社會學家，中國人類學學者王銘銘認為他是人類學學家，並在《葛蘭言（Marcel Granet）何故少有追隨者》（載於《民族學刊》2010年1期）對葛蘭言以及法國人類學的學術係譜進行梳理。更詳細的梳理可參見楊堃、張雪慧《法國社會學派民族學史略》（見王銘銘主編《西方與非西方》，華夏出版社2003 年版）。
②有學者認為葛蘭言的《詩經》研究采用的是文化人類學的方法，如王曉平《詩經文化人類學闡釋的得與失》（載於《天津師大學報》1994年第6期）、吳結評《文化人類學在西方詩經學中的運用》（載於《廣西民族研究》2007年第1期）；也有學者認為葛蘭言的《詩經》研究是文學人類學方法，如梁昭《文學人類學研究範式的再思考》（載於《淮北師範大學學報》2011年第4期），筆者認為葛蘭言的研究當屬文學人類學研究方法。關於文學人類學在中國的發展，可參見葉舒憲《文學人類學的中國化過程與四重證據法學術史的回顧及展望》（《社會科學戰線》，2010年第6期）、徐新建《文學人類學的中國曆程》（《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12期）等文。
③葉舒憲：《原型與跨文化研究》，暨南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頁。
④王曉平：《〈詩經〉文化人類學闡釋的得與失》，《天津師大學報》1994年第6期。
⑤⑥⑦ [法]葛蘭言：《古代中國的節慶與歌謠 》，趙丙祥、張明宏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頁，第129-135頁，第14-15頁。
⑧⑩B11楊堃：《葛蘭言研究導論》，見王銘銘主編《西方與非西方》，華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130頁，第203-204頁，第204頁。
⑨ 張承誌：《考古學是什麼》序言，見俞偉超《考古學是什麼》，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
B12桑兵：《國學與漢學近代中外學界交往錄》，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頁。
B13王曉平：《日本詩經學史》，學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4頁。
B14B15B16B17B18 [日]白川靜：《詩經研究中國古代歌謠》，杜正勝譯，幼獅月刊社1974年版，第292頁，第1頁，第21頁，第294頁，第1頁。
B19林耀潾：《葛蘭言、白川靜的〈詩經〉民俗學研究述論》，《成功大學中文學報》2007年第17期。
B20聞一多：《風詩類鈔甲》，見聞一多《聞一多全集》（第 4 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 456-457頁。
B21梅瓊林：《聞一多：文學人類學的探索向度以他的〈詩經〉〈楚辭〉研究為中心》，《民族藝術》1999年第1期。
B22聞一多：《說魚》，見聞一多《聞一多全集》（第3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1-252頁。
B23聞一多：《匡齋尺牘》，見聞一多《聞一多全集》（第3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0頁。
B24 B31劉毓慶：《聞一多〈詩經〉研究檢討》，《文藝評論》2012年第6期。
B25B27B28葉舒憲：《詩經的文化闡釋中國詩歌的發生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頁，第546-549頁，第596頁。
B26聞一多：《詩經的性欲觀》，見聞一多《聞一多全集》（第3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4頁。
B29高揚：《中國上古文化的破譯〈論中國文化的人類學破譯〉書係的文化還原方法》，《中南民族學院學報》1998年第2期。
B30夏傳才：《國外〈詩經〉研究新方法論的得失》，《文學遺產》2000年第11期。
B32方克強：《文學人類學批評的興起及原則》，《當代文藝探索》1987年第3期。
（作者單位：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四川大學錦城學院。本文係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在實證與闡釋之間：文學人類學多重證據法的理論與實踐” 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11YJCZH209；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國文學人類學理論與方法研究” 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10&ZD100）
責任編輯 玉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