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詩學研究的理論嬗變
理論探索
作者：萬江鬆
摘 要：
翻譯詩學正日益成為翻譯研究的核心概念，但中西翻譯研究界對該術語的使用並未取得一致。要厘清這一概念，必須追溯詩學發展的曆史沿革。西方翻譯詩學承襲了自亞裏士多德以來的詩學研究傳統，並從俄國形式主義詩學特別是雅各布森的詩學理論中汲取理性養分。翻譯詩學的演變具有一定的譜係性，表現出前後繼承的特征：初始階段將翻譯詩學納入詩學的框架內，偏重詩學而不是翻譯本身的研究；理論化階段將翻譯詩學進一步劃分為廣義和狹義兩個層麵，但在使用上缺乏明確界定，且有偏重文本外部功能、忽視文本詩性功能分析的傾向。厘清翻譯詩學的發展譜係才能對國內翻譯詩學研究產生推動作用。 關鍵詞：翻譯詩學；雅各布森；譜係性
翻譯詩學正日漸成為翻譯研究的核心概念之一，但中西翻譯研究界對這一術語的使用並未取得一致，也從未表現出努力取得共識的願望。翻譯研究者往往忽視對基本概念的清理與界定，想當然地否認這項工作的必要性，殊不知 “沒有明確的概念，就不會有恰當的判斷，就不會有合乎邏輯的推理與論證”①。因此，要想翻譯研究健康深入地開展，學術界必須正視現狀，從界定明確的基礎概念入手。就翻譯詩學而言，由於“詩學”悠久的曆史傳承與積澱，中西翻譯詩學都有著豐富的理論資源可資借用，但這也正是其概念使用混亂的原因之一。
一 詩學的理論積澱
在西方，詩學起源於亞裏士多德的力作Ars Poetica。該書的漢語首譯者羅念生先生解釋說：“原名《論詩的》，意思是《論詩的藝術》，應譯為《論詩藝》。”②但羅先生1962年的首譯並未這樣譯，而是用頗具中國傳統文論特色的“詩學”一詞進行歸化處理，增加了文采與韻味，更易於為中國讀者所接受。更重要的是，這種翻譯導致的術語一致性無意中為中西文藝理論的彙通作出了鋪墊，今天中國的翻譯詩學研究即受惠於此。《詩學》原書中，亞裏士多德主要討論了藝術的摹仿論、悲劇與史詩等內容。這裏“詩”的概念顯然不是狹義的詩歌，而是廣義的文學藝術作品。亞裏士多德在“詩學”的名義下討論的是文藝的基本問題，如文藝的起源、與現實的關係、社會功能、分類原則、文藝與非文藝的區別等。簡言之，詩學的所指就是一般文藝理論。由於《詩學》在西方學術史的崇高地位和深遠影響，“詩學”術語被廣泛使用，但其內涵卻隨著曆史的沿革與文化體係的差異而逐漸產生變異，對其界定也變得益加困難。樂黛雲先生在綜合中國、印度、阿拉伯、日本、歐美五個文化體係的詩學研究史後總結指出：“現代意義的詩學是指有關文學本身的、在抽象層麵展開的理論研究。……它所研究的是文學文本的模式和程式，以及文學意義（文學性）如何通過這些模式和程式而產生。”③從這一總結中明確可以感受到來自俄國形式主義詩學的影響。而文論史上真正將“詩學”作為文學理論一般術語而發揚光大的，正是俄國的形式主義派。其中對翻譯詩學產生最大影響的，應屬雅各布森。
雅各布森在最早發表於1960年的《結論發言：語言學與詩學》中主張將詩學納入語言學，從而在語言學框架內確立了詩學的研究對象和學科位置。他認為，“詩學涉及的首要問題是，什麼使一段語言信息成為藝術作品？”④顯然，這與他對“文學性”的界定十分類似，既顯示出他理論研究的係統性，又保障了理論的解釋力。按照這一界定，詩學的主要課題自然就是語言藝術與其它藝術、語言藝術與其它語言行為的特定差異。詩學因而被雅各布森視為文學研究之首，是文學研究的中心部分。又因為詩學研究語言結構的問題，而語言學是研究語言結構的總體性科學，詩學就應成為語言學的組成部分，二者不可分離。同時，他的眼光也越過語言學：“詩學所研究的許多技巧並不局限於語言藝術，或者說許多詩學特征超越了語言科學，屬於整個符號學的研究範圍。”⑤這樣一段巧妙而簡練的分析之後，詩學就被雅各布森安頓在語言學框架之內。他在這裏展示了一種開放的詩學觀，承認文學、語言學、符號學都可從事詩學研究。既然如此，其他相鄰學科如翻譯自然也可以從事詩學研究，也就是說，雅各布森無意中為今天的翻譯詩學研究提供了理論合法性。同時，他的詩學觀也是一種動態的、辯證的詩學觀。他認為，“詩學的每一發展階段都存在較保守的和較富創新的形式。”⑥這就為翻譯詩學研究奠定了一個動態的、辯證的基礎，強調詩學研究必須同時保持共時性與曆時性的視野。這種曆時性、共時性研究相結合的詩學研究觀對翻譯詩學研究也不無啟示。詩學既在不斷發展，保守的和激進的詩學又同時共存，這是詩學發展每一個階段都存在的客觀現象，必須加以正視。當代翻譯詩學研究既要考慮翻譯詩學傳統的影響，又要重視具體社會文化語境下具有時代特征的詩學因子。秉承這一理念，對當今翻譯詩學研究中的“主流詩學”就應謹慎使用。由於詩學的多元化，“主流詩學”的界定有一定困難，無論在社會的動蕩時期還是穩定時期都如此。例如，晚清至民國的主流詩學界定可能並不如翻譯學者所論那麼明晰可辨，當下的主流詩學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來解讀似乎也稍顯籠統。同時，譯者在翻譯時所持的詩學理念，或者所受的詩學影響，並不一定來自主流詩學的影響。這提醒我們在翻譯詩學研究時一定要共時與曆時視野相結合，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在確立詩學的學科定位之後，雅各布森將詩與語言的詩性功能區別開來，為詩學的進一步劃分和研究奠定理論基礎，同時也更好地解釋了為什麼文學和語言學都可以從事詩學研究。雅各布森語言的詩性功能是指語言“指向信息自身的傾向，因其自身而專注於自身”的功能。⑦語言詩性功能的劃分意義重大，對文學與非文學作品的區分確立了一個法度，文學語言與其它語言的特定差異，就在於文學語言的詩性功能在其各項功能中居中心地位。文學翻譯與非文學翻譯的異同也就此有了依據。詩性功能成為雅各布森整個詩學觀的基石，在此基礎上他進一步確立了廣義詩學：“詩學，就其廣義，研究詩性功能，這種功能不僅存在於詩歌，那裏語言的詩性功能高於其它功能，而且存在於詩歌之外，那裏語言的其他功能高於詩性功能。”⑧這一廣義詩學的界定實際上也使狹義詩學呼之欲出：文學語言的詩性功能。需要解釋的是，由於詩歌語言的詩性功能最為突出與集中，所以他往往用詩歌來分析語言的詩性功能，並不意味著他對其他體裁文學作品的忽視。這樣，詩學既研究文學語言的詩性功能與其它功能之間的關係，也研究非文學作品語言的詩性功能。詩歌的語言當然具有詩性功能，但詩性功能也存在於其他非詩的語言藝術中，甚至其他形式的藝術作品中。也就是說，詩學研究中“詩”和“詩性功能”，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概念。
雅各布森表現出強烈的傾向，試圖將詩性功能研究與其他功能研究區別開來，固守詩學的應有疆界和安身立命之所。同時也肯定詩學研究可以考察文學詩性功能之外的其他功能，如意識形態、社會文化功能等，為其後詩學研究範圍的拓展保存了可能性。翻譯詩學研究恰恰借用了這一可能性。將這種詩學觀與文學翻譯相結合，翻譯詩學就自然既要研究廣義翻譯的詩性功能及與其他功能的關係，又要研究文學翻譯語言的詩性功能。這一點對今日的翻譯研究具有警示作用，原因是當下的翻譯詩學研究隻關注了廣義翻譯詩學中的關係研究或非詩性功能研究，而對文學翻譯文本如何再現原文本的詩性功能缺乏興趣。簡言之，翻譯詩學研究同樣必須進行譯本語言的詩性功能分析，而不是拋開語言分析去空泛地談譯文的各種社會文化功能。翻譯詩學首先要研究翻譯文學如何在譯語文學中取得文學的地位，具體到詩歌翻譯中，就是如何保證譯詩仍是譯語環境中可接受的詩，專注於如何譯的問題。按照雅各布森詩學的定位，這應當是翻譯詩學研究的核心內容。其他功能，如詩歌翻譯的其他社會文化功能也值得研究，但不能取代前者的核心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