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各布森對“詩學”這一術語的相關研究至今影響著翻譯界，用其理論立場考察西方的翻譯詩學研究史，可以發現它同詩學的曆史演變一樣，具有一定的譜係性，表現出前後繼承的特征。
二 詩學中的翻譯
根據筆者掌握的資料，最早以“翻譯詩學”命名的研究始於1942年，發表在大名鼎鼎的《詩歌》（Poetry）雜誌上，標明翻譯詩學最初是立足於詩歌的翻譯。在題為《翻譯詩學》的文章中，作者並未給出明確定義，而是集中討論詩歌翻譯。這種研究將翻譯詩歌看做詩歌的一部分，主張譯者應像德萊頓、蒲柏一樣專注於形式批評，仔細觀察詩歌的語言、語法、修辭和敘事細節。隻有仔細地用另一種語言構建原詩的形體，譯者才能翻譯其精神。而具體的方法，作者認為，是德萊頓翻譯三分法中的“釋譯”，而非逐詞譯和擬譯，因為作者隻關注釋譯原詩特有的詩性用語。⑨這種翻譯思想雖然在雅各布森的文章之前，但內在旨趣和措辭卻與之有驚人的相似之處。這種翻譯方式要求譯者必然是詩人，翻譯因而也培養詩人譯者用正式的詩歌清楚表達自己的思想與情感。以上可以看出，該文的翻譯詩學研究就是指原文導向的詩歌翻譯方法研究，其主張的翻譯詩學是通過對原詩形式特征的釋譯在譯語中再現原詩的詩性話語和精神。詩人譯者藉此過程也可以鍛煉自己的詩歌創作能力。作者繼承了亞裏士多德關於“詩學”的論說，將其界定為文藝理論，而“翻譯詩學”就是指把翻譯研究提高到文藝理論研究的高度，像研究史詩、悲劇和書信體詩文那樣去認真研究翻譯的本質、規則和標準。這裏的“翻譯詩學”大體等同於詩歌翻譯標準或準則的理論化。按照作者的理解，翻譯詩學研究顯然肇始於德萊頓、龐德之類同時從事詩歌翻譯與詩歌創作的詩人。巧合的是，恰恰有學者以德萊頓和龐德為個案研究他們的翻譯詩學。
《德萊頓：翻譯詩學》一書並未對什麼是翻譯詩學作出解釋，但綜合全書的內容仍可看出作者是在什麼層麵上使用翻譯詩學。通過考察德萊頓的詩歌翻譯和翻譯中對詩歌所進行的改動，該書對德萊頓進行了整體式的解讀，分析了他的詩歌翻譯理論、政治觀、宗教觀、翻譯中的個性展示、創作觀念（詩學觀）等。⑩筆者認為，詩學在這裏既指雅各布森所界定的廣義文藝理論，又指狹義的詩歌研究。翻譯詩學則分別指詩歌翻譯理論和通過翻譯展示出來的詩學理論。前者體現在第一章，標題為《翻譯詩學：對逐詞譯、釋譯和擬譯的超越》，主要分析德萊頓在詩歌翻譯實踐中對自己理論的踐行與超越。其餘章節則顯然不再專注於翻譯理論本身，而是走向德萊頓的詩學觀研究，故可以統攝在廣義詩學概念之下。
同樣通過翻譯來研究譯者詩學觀的還包括對龐德的研究。這種翻譯詩學實際上考察的是作為詩人的龐德在進行詩歌翻譯時所展現出來的理論傾向，研究他如何將翻譯理念與創作理念相融合，即他關於意象的思想如何影響他對什麼是一首好詩和什麼樣的譯詩才是好譯詩的判斷，這兩者間是如何互相促進的。B11上述幾種翻譯詩學研究都通過翻譯來考察詩人譯者的詩學觀念或創作觀念，因而更傾向於“詩學研究”而不是翻譯研究。這種“翻譯詩學”在翻譯學科的萌芽期極大地提升了翻譯和翻譯研究的地位，但未提供嚴格意義上的定義。同時，由於缺乏獨立的學科意識，他們將翻譯研究依附於詩學。這不僅涉及學科定位，而且無法進一步明確學科研究的對象與內容，因而也未能構建一個關於翻譯詩學的理論體係。此後的學者也都極少定義“詩學”的所指，而是傾向於將翻譯中“詩學”研究的對象明晰化，並有了明確的翻譯學科意識。法國的梅肖尼克（1973）秉承了同樣的思路，在《詩學創作認識論與翻譯詩學》B12中將詩學視為一種關於文學作品價值與意蘊的理論，翻譯擁有與創作同等的地位。這就大大提高了翻譯研究的地位，也順理成章地將翻譯理論納入詩學的範圍。在他而言，翻譯詩學就是詩學中的翻譯理論。
三 立足翻譯的翻譯詩學
進入上世紀90年代，翻譯詩學開始逐漸偏向翻譯的理論化。巴斯內特在《翻譯研究》1991年“修訂版”引言中將翻譯研究劃分為四個範疇，其中“翻譯與詩學的研究範疇包括從理論到實踐的整個文學翻譯，此範疇既可研究宏觀的文學翻譯，又可研究某一體裁的作品翻譯，包括詩歌翻譯、戲劇翻譯和歌劇劇本翻譯中出現的具體問題， 以及影視翻譯（無論是配音還是字幕）中出現的相關問題。此範疇還可研究某個翻譯家的詩學理念或比較多位翻譯家的詩學理念，研究詩學理念的形成問題，研究源語文本和目標語文本的相互關係問題，研究作者、譯者和讀者的相互關係問題。尤其重要的是，此範疇還要研究如何形成一套文學翻譯理論的問題。”B13短短一段之中，詩學概念的所指出現幾次偏移，既包含文學翻譯，又新納入了影視等新藝術作品的翻譯，還指文學理論、文學翻譯理論、原文與譯文的對比、甚至文學翻譯的主體間性。學理上，廣義的翻譯概念和詩學概念都無法涵蓋文學翻譯理論與實踐的全部內容。但總體而言，這一不算嚴謹的研究範圍劃分仍可勉強劃歸雅各布森詩學概念所涉及的內容文藝及文藝理論，故翻譯詩學涉及文學翻譯的所有議題。
巴斯內特翻譯與詩學研究範圍的劃分過於籠統且無所不包，並不能給研究者太多的借鑒。翻譯詩學概念的逐漸細化，始於勒菲弗爾。《對文學名著的翻譯、改寫與調控》一書中，勒菲弗爾在論述專業人士的時候簡要描述詩學即“文學應該（被允許）是什麼”的概念。B14第三章才將詩學作為單獨的係統之一加以論述：“詩學可以說由兩部分構成，其一為各類文學技巧、體裁、主題、原型人物與場景以及象征，其二為文學在作為整體的社會係統中的角色是什麼或應該是什麼的觀念。”B15這種結構性要素與功能性要素的二分首次為翻譯詩學提供了明確的研究對象。無論是基本概念還是概念內部廣義與狹義的劃分，都可見到雅各布森詩學的影子。同時我們也應注意到，勒菲弗爾的翻譯詩學研究不僅是他個人的貢獻，也綜合借用了文化學派其他翻譯理論家如佐哈爾、圖裏等人的成果，其文章中不斷出現的語跡如係統、規範、描寫性等就是明證。如他在呼籲一種描寫的、而非規定性的翻譯詩學時說，“描寫譯者可以采用和已經采用過的可能之策略”，他還曾直接將翻譯詩學等同於圖裏的翻譯規範。B16這種理論借用既向我們展示了翻譯詩學的演變軌跡和自身的體係性，也讓概念表述有時前後不太一致。
勒菲弗爾的翻譯詩學影響較大，《翻譯研究百科全書》（Baker，1998/2001）的“翻譯詩學”詞條雖未提到他的名字及其詩學概念，但內容顯然接受了勒菲弗爾的觀點，包括許多譯例。其後，文化學派的學者們如巴斯內特、西蒙與赫曼斯仍試圖重新界定翻譯詩學的概念，且更傾向於詩學的廣義用法，將詩學等同於文學理論。西蒙文章的“翻譯詩學”一節實際指的是“實現一種文化多元主義的美學”，強調後殖民主義時代翻譯研究所揭示的文化的不連續、摩擦和多元。B17巴斯內特和特裏維迪采用“後殖民主義的翻譯詩學”和“印度翻譯詩學”指稱巴西的食人主義翻譯理論和印度翻譯理論。B18赫曼斯將詩學進行內外兩分，外部詩學是研究者基於有關翻譯的陳述而形成的觀念，內部詩學是研究者根據具體的翻譯文本概括而出的翻譯原則或形成的翻譯觀念。B19外部詩學主要涉及有關翻譯本質、功能、方法、策略的認識，關注人們如何看待翻譯，如何評價翻譯。內部詩學則關注翻譯實踐，關注如何翻譯。這是一種基於理論與實踐的二分，翻譯詩學與翻譯理論部分重疊，內部詩學與外部詩學分別對應翻譯的外部研究和內部研究。總體來看，這幾種劃分沒有超越勒菲弗爾的翻譯詩學概念，未能得到廣泛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