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冷漠、自私的母親
中國傳統社會以儒家文化的倫理綱常為中心，人倫關係又是儒家最為考究的。所謂“天與民五常，使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是其德之風範，“血統”、“宗族”、“家”是其外化所在。但莫言卻將父母與子女間的血緣關聯與情感紐帶斷裂開來。母親不再善解人意、溫柔慈祥，不再是孩童心靈的港灣、庇佑卑賤的女神，母親自己弱小、無能、低劣甚至活得非人樣，任人宰割，而子女也不再對母親有著一種血緣上的感情依附與尊重信賴。莫言文本世界中的母子關係，沒有冰心那份“心中的風雨來了，我隻躲到你懷裏”的庇護感，沒有張潔那份“世界上最疼我的那個人”的信賴感，有的隻是彼此間的冷漠自私與仇恨憤懣。
譬如，在《罪過》中，我們可以鮮明地感受到母親的極度自私和小主人公“我”對母親的仇恨。當“我”的弟弟小福子因溺水而近身亡，這時“我”娘夢囈般地對小福子說：“小福子，小福子，娘的好孩子，醒醒吧，醒醒吧，娘包粽子給你吃，就給你吃，不給大福子吃……”“我”聽了心裏一陣冰涼。作者在“不給大福子吃”下加了著重號，意在突出當時“我”的悲涼心理，甚至產生了對母親的討厭、仇視。當娘在禱告小福子快點醒來時，“我”一點不可憐她，甚至覺得她討厭，並用灰白色的暗語咒罵著她、嘲弄著她。而父母在小福子死後並沒有把愛轉移到“我”的身上來，反而譏笑“我”是“傻不楞登的東西”，“這樣的兒子，閻王爺都不願見他”，於是娘又懷孕了，在大福子看來“這是娘和爹一定要生一個優秀的兒子來代替自己”。在這個作品裏，莫言冷靜地展示著“我”爹娘的自私、冷漠，也展示著“我”對爹娘的失望與仇恨。在《石磨》中，莫言寫到的父親是“揪住我的頭發狠狠地抽了我兩個嘴巴”，而記憶中的母親隻是用推磨這繁重的勞動來使喚和懲罰孩子。在《五個餑餑》中，母親為了五個餑餑嚴厲地讓我給“財神”跪下，來作為自己向“財神”道歉的方式。在《枯河》中，那位從來沒有打過兒子的母親用“戴著銅頂針的手狠狠地抽到他的耳門子上……彎腰從草垛抽出一根幹棉花柴，對著他沒鼻子沒眼地抽著”。在《老槍》中，兒子因為違背了叮囑不好好讀書，反而拿牆上的槍想為父親報仇，結果被母親用菜刀砍下了手指。在《四十一炮》中，羅小通的母親時常毆打怒罵羅小通，“母親提起一根像胳膊一樣長的白蘿卜，砸在了我的腦袋上，接下來便是一陣疾風暴雨般的蘿卜打擊降落在我頭上。”在《透明的胡蘿卜》中，黑孩的繼母酗酒成性，時常虐待黑孩，當菊子姑娘懷著一種天然的母愛去保護他的時候，黑孩則猛地在姑娘胖胖的手腕上狠狠地咬了一口，這一口暴露了黑孩的一種仇母心理……
從上述一係列小說中，我們看到莫言並不熱衷於表現傳統親情的和睦、溫暖，而是用冷靜的筆觸展現一個個冷漠、自私、殘忍的母親形象。程德培說過，“在一些多少真誠而非矯揉造作的小說背後，總是隱藏著作者擺脫不掉而又極力想掩飾的心理摩擦，而藝術的創造恰恰又正是在這兩難之中求得生的權利。”⑦莫言表現母親的“惡”並非是其終極目的，他的“惡”隻是母愛的另類表達，這種母愛類似於地母精神，藏汙納垢但鮮活本真，這種愛的特殊方式，一麵為我們留存了獨特時代的本真麵貌，如早期的《紅高粱》和近期的《生死疲勞》，作者書寫母親“惡”的形象，是為呈現曆史重負下，由於物質和精神的貧困，父母情感的變異和人性的喪失，作品中的主人公們生活於高密東北鄉這一狹小嚴密的現實環境中，個體人生的自由度很狹窄，他們沒有信仰、尊嚴，把人生的需求簡化到最基本的食與性，而作為他們的孩子，時刻感受到父母輩沉重壓抑的人生，幾乎都本能地厭惡、反抗這樣的人生。一麵勾連起作者關於童年生活的初始記憶，莫言的童年是在饑餓和孤獨中度過的，正像他在《饑餓和孤獨是我創作的財富》中所說，他對饑餓和孤獨有莫名的恐懼，由於當時貧困的物質生活和動蕩的政治環境，父母無暇顧及莫言的成長和情感需求，特別是祖母尤為討厭長相醜陋、好吃懶做的莫言，因此在莫言的記憶中，親情的溫暖似乎並不那麼重要，與父母的關係也是冷淡，孤獨的莫言每天隻是對著他那頭牛說話。⑧而恰恰是這段關於饑餓與苦難孤獨的記憶，豐富了莫言關於母親形象的深沉反思與叛逆式構想。
三 性行為荒誕的母親
傳統文化中，我們習慣地對母親身上的“神性”大加讚譽，少有關涉母親個人的肉欲和情感世界的描摹。在我們的擬想中，女人一旦成為母親，她所有的情感和欲望將被博大、深厚的母愛所取代，不應當有情欲特征，這與我們內心崇拜和預設的神聖純潔女神形象相類似。但是，莫言卻粉碎了我們的期待，他毫不掩飾甚至誇張地展示著母親的私人情感和性欲。在莫言的小說敘述中，肉體淩駕於精神，自然淩駕於社會，欲望居於情感之上。莫言為我們創造了一個真實、有血有肉的、立體的異類母親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