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在家庭和鄉鄰之外，“我”與社會上芸芸眾生的關係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因為自己的“隱匿者”身份，“我”仿佛帶著別人的人格麵具，觀察社會的視角發生變化的同時，為人處世的方式也與之前迥然相異：遇到歹徒持刀行凶，原本膽小怕事的“我”挺身而出，成為見義勇為的英雄；碰到別人尋找丟失的愛犬，“我”因主動尋釁滋事而遭痛打；在尋找“被騙”的感覺時，“我”以受虐狂般的執拗“避免”了相應的經濟損失，上演了一出現代社會以弱勝強的黑色喜劇……這些反常的表現，異常的心理狀態，無不與“隱匿者”的特定身份相關。
簡言之，小說主人公雖然喪失了合法的存在而淪為黑暗中的隱匿者，荒誕的處境卻使其精神獲得了成長的特別機緣，隱藏在日常自我表象下的深層人性內涵由此得到了激活和釋放，為我們照亮了人性深處的許多黑暗而隱秘的邊邊角角。
二 社會、人生中的隱匿者
對個人而言，範秋的“隱匿”是被動而荒誕的，但對社會而言，“隱匿”卻是普遍而常見的，這表現在多個層麵上。
其一，在現實層麵上，“隱匿”其實是一個隱而不顯但又普遍存在的現代社會問題。隨著工業文明的飛速發展，城市這個龐然大物悄然興起，然而伴隨城市化進程的，不僅有人類物質文明的巨大進步，同樣也有新的社會罪惡的滋生，波德萊爾的《惡之花》就敏感地抓住了隱藏在光華璀璨的城市表麵背後的陰暗角落，而成為現代大都市文化中的“一個拾垃圾者”③。當下，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劇，城市有機體上的某個“黑洞”也愈來愈顯眼：稍加留意，就會發現，貼在街頭巷尾的尋人啟事，幾乎是都市日常生活的一個必要的組成部分，更不用說汽車站和火車站留言欄裏貼得密密麻麻的各類尋人留言。通過主人公範秋的眼睛，胡學文引領我們去發現一個存在已久的社會問題，由此照亮社會存在黑暗的一角，使之以熟悉而又陌生的麵貌呈現於讀者的麵前。
而這個角落的紛繁和複雜也確實令人吃驚。主人公在著手尋找真正死者的過程中，僅僅花了一個月時間，抄錄的各類尋人啟事（僅以和他年齡和性別相仿的人為對象）就有了滿滿兩大本，這個數量是驚人的；而他撥打尋人電話遇到的不同回複也揭示了社會上存在形形色色的“隱匿者”：有離開情人而主動隱匿的漢子，有莫名其妙失蹤的兄弟和兒子，也有離家打工而杳無音訊的丈夫……作為一種社會存在，隱匿，以一種醒目而獨特的姿態呈現於文學的殿堂。
同時，小說對造成“隱匿”的原因也做了微妙而深刻的揭示。作者借主人公之口道出：“造成我從這個世界消失的並不止是三叔、我和白荷。還有……我覺到巨物的存在，卻說不上來，甚至說不清那是一張麵孔或別的什麼，總之，那是三叔、我和白荷難以操控的力量。”這種力量讓三叔、“我”和白荷共同選擇了“我”的“死亡”，但卻無法選擇讓“我”合法地活過來。它是由貧窮、弱勢、命運和自我保護本能等諸多因素組合而成的綜合體，是附著在社會有機體上的無形而巨大的存在，也是造成諸多“隱匿”現象的一個重要因素。簡言之，社會的黑洞通過主人公的被隱匿而顯現出冰山一角，一個卑微生命的“被死亡”照亮了社會人生中的某種荒誕無形卻無法抗拒的力量，而“這一切對於個體來說，除了解釋為個人與曆史之間的衝突以外，別無任何可能的解釋”④
其次，在心理層麵上，人人都是隱匿者。以主人公範秋為例，他在日常狀態下的性格是溫順善良，膽小怕事的，有著社會底層小人物所常見的個性。但即使這樣，他也會做一擲千金的誇富美夢，謙卑溫順的表麵下隱藏著另一個“自我”。而後，當飛來橫財砸在這個小人物手中時，生活溢出了正常的軌道，日常人格麵具下隱匿著的諸多人性內涵便因此得到激活和釋放，前文提到的精神上的弑父即是很鮮明的一個例子。而無賴趙青則恰好相反，在凶狠奸詐的外表之下，隱匿的則是一顆卑怯懦弱的心，所謂色厲內荏者是也。
而且，在找尋真正死者的過程中，作者通過小說主人公的內在敘述視角展開了豐富而深入的思考範秋高中畢業的文化水平，喜歡看小說的嗜好和耽於沉默的隱匿者生活都為這種深入思考提供了契機。通過範秋的眼睛，胡學文引領我們去發現那些生活中似乎常見但又耐人尋味的“隱匿者”。比如公園裏與女中學生熱吻的禿頂者，穿著性感獨自遛狗的年輕女人，他們都是某種意義上的隱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