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出發，胡學文將讀者的思維引領到了抽象的哲學領域，“隱匿”，作為一個哲學命題，已經超越了它在小說中產生的具體背景，導向人對自身存在的追問，即在存在的層麵上，隱匿是被賦予的還是人的自由選擇，是人生常態的溢出還是其本質狀態？其實，從存在的層麵而言，可以說人人不得不成為一個“隱匿者”。因為作為一種社會存在，人除了自身的自然屬性，社會屬性，還有揮之不去的文化屬性。換言之，隻要有各種道德律令、法律法規乃至習俗禁忌的存在，就有各種各樣的隱匿者。比如在男尊女卑的時代，花木蘭、穆桂英、樊梨花之類不讓須眉的巾幗就是正史中的隱匿者；在講求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的時代，有多少自由戀愛的願望，幾乎就有多少隱匿者；在同性戀被視為異端的國家，又有多少性取向異於常人者隱匿在社會的暗影之中……而對於普通人而言，當外在的道德律令和法律法規內化為心理人格中的超我部分，相對於那個沸騰著本能欲望的“本我”而言，按照現實原則說話做事的自我則是一個不折不扣的“隱匿者”。
三 底層寫作與“隱匿者”
張清華先生指出：“19世紀偉大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家們的不朽之處正在於，他們所關心的並不是所謂曆史的進步，而是這場所謂的進步中付出了失敗、挫折和悲劇命運的那些人們。”④回首檢視現代西方文學史上那些打動人心的作品，不管是雨果的《悲慘世界》，司湯達的《紅與黑》，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還是哈代的“威塞克斯小說”係列，阿瑟·米勒的《推銷員之死》，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白癡》等，這些小說或劇本中的主人公往往都是社會中的小人物，他們出身底層，身份卑微而命運多舛，在現代性曆史向度觀照下，他們無疑就是“沉默的大多數”，是“隱匿者”或者更準確地說是被主流曆史所隱匿的存在。從這一層麵來說，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寫作其實從來都和“隱匿者”相關，都與“底層”相聯。
而且，我們今日所謂的“底層寫作”在中國文學史上也並不是一個新鮮事物。且不說博大精深的古典文學作品，上溯到五四新文學作家那裏，無論是魯迅式的“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式的鄉土寫作，還是沈從文廢名式富有田園牧歌情調的鄉土書寫，其本質上都是對於“底層”的觀照和言說，因為無論是阿Q、祥林嫂，還是翠翠和老船夫，他們在社會權利話語係統中都是被隱匿的存在。而無論寫作者最初的創作目的是“揭示病苦引起療救的希望”，還是為自己建構一座“希臘小廟”，其態度的真摯與文思的深遠是相似的，因此他們從不同的層麵“照亮”了“底層”的存在，其作品也成為“人的文學”的經典之作。
同時，“底層寫作”並不是對文學傳統（中國和西方）的簡單回歸，有些批評家將其界定為“新左翼文學”更是無意義的。因為在冷戰結束，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意識形態的對立日漸消融，全球化進程日益加快的今天，再強調階級或黨派立場其實是庸人自擾的，而且曆史上左翼文學的激進邏輯使得它不斷在自我否定中走向了文學的反麵對這一教訓我們尚缺乏足夠深刻的反思與警醒。文學史的實踐表明，真正偉大的作家作品往往秉持的是“人類的立場”，是超越了自身的階級屬性、社會地位乃至民族身份的存在。隻有這樣，荷馬才會在《伊利昂紀》中既高調讚美勇敢戰鬥的希臘英雄，又對戰爭中大量死去的特洛伊將士充滿悲憫之情，其深厚的人道主義精神對西方文學的影響源遠流長，也是現代歐洲文學史產生了大量戰爭題材文學佳作的重要原因之一。反觀我國左翼文學以來的戰爭題材小說，其數不菲，其質不佳，真正能稱得上是經典的作品更是寥若星辰，這無疑與作者寫作立場的局限性有很大關係。
總之，“底層寫作”早已有之又常寫常新，因為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生存狀態，不同的曆史機遇和文學潮流。但究其本質，“底層寫作”要做的始終都是以人道主義精神之光去燭照那些被“隱匿”的人和事物，去“照亮”曆史車輪下被忽略的然而又與人的命運遭際息息相關的那些“存在”在當下中國，它們可能是被村長欺淩而見棄於丈夫的無辜村婦，是在城市中張貼小廣告的從業者，是農村計劃生育工作者的內心世界，是盲人的生活、愛情和事業，是畢業之後在菜市場當搬運工的大學生的苦澀與無奈……總而言之，隻要有“隱匿者”的存在，真正的寫作就永遠不會停止，“底層”也將是現代寫作的一個永恒命題。這就是胡學文的《隱匿者》在故事之外所帶給我們的深刻啟示。
注釋：
①王向東：《堅硬的圈套胡學文小說模式論》，《青年文學家》2011年第10期。
②李雪梅、林海燕：《試論胡學文小說的尋找主題》，《湖北社會科學》2008年第4期。
③本雅明：《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張旭東譯，三聯書店1989年版第38頁。
④張清華：《底層生存寫作與我們時代的寫作倫理》，《文藝爭鳴》2005年第3期。
（作者單位：濱州學院中文係）
實習編輯 劉曉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