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被重新起名為段於歸的姑娘成了段家的養女後，物質生活層麵十分優裕，然而，精神層麵呢？並不因為“我”是他們收養的而對“我”另眼相待，而是有一種不可名狀的感覺讓人很累。小說是這樣寫的：
段家於我，恩重如山。供我吃，供我穿，供我住，對我還特別好，很多時候，仿佛並非我是寄人籬下，反而是他們要看我臉色說話做事。這個顯然太過了。
是相敬如賓的感覺讓人生疏？是敏感話題的規避讓人隔閡？還是她的到來影響了原有的秩序？也許都有吧，但是深層次的是“我”沒有真正意義上“家”的歸宿感。由此可見，物質世界隻能滿足一個人的身體需要，而心靈的需求隻有在心靈的寄托中才能找到歸宿。為了找到自己的姓氏和故鄉，更是為了找到女性的尊嚴和價值，“我”嚐試過多種職業，在工作中感受存在的意義，如在電台主持節目，對白鶴鄉綠色生態產業的開發，出席台兒莊文化建設的論壇等。當女主人公來到了地震重災區理縣，這裏古樸嘹亮的羌寨對唱山歌、流金溢彩的羌女手工刺繡、蒼涼高亢的羌族祭山祝詞讓她震動，在找到自己姓氏的同時，更發現了精神文化的神奇感召，她在一瞬間頓悟到：“羌，薑，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是我的根，也是我們大家的根。”
毫無疑問，這個所謂的“根”就是我們的精神家園，我們生命賴以依托的信仰和依據的信念，“一般來說，精神家園指人的精神支柱、情感寄托和心靈歸宿，是人們對生活意義、生存價值和生命歸宿的一種精神與文化認同。”②《尋根》和以往災難文學的宏大敘事不一樣，在尋覓精神家園的路標指向上，以個體失憶為獨特視角，以尋找姓氏、故鄉和既往為主要內容，記敘了主人公穿越物質世界的樊籬抵達精神家園的漫漫路途。段於歸在段家衣食無憂，應有盡有，盡享天倫之樂，然而她為什麼還要去外麵打拚呢？與其說是為了尋根問祖，找到自己的姓氏，不如說是實現女性人生價值；與其說是為了過一種獨立而有尊嚴的生活，不如說是讓靈魂得以安放，讓生命不再失重。正是像段於歸這樣能夠承擔“兩種生產” 的女性大量湧現，人類文明獲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人類社會實現了日新月異的變化，我們的物質生活條件才越來越好，就這個意義而言，《尋根》不但具有回歸女性生命本質的文化人類學的價值，而且有著彰顯女性生命意義的現代社會學含義，更有著文化生態學的啟迪意義。這就是當我們的物質文明建設日益發達的時候，如何使我們的精神文明與之匹配，相得益彰，協調同步呢？就小說所涉及到的“災後重建”話題來看，隻有兩個文明一起抓，兩個建設一起上，使隻有“人的生產”的女性成為“人”的意義上“兩種生產”的女性，使隻注重生物功能的“人”成為真正意義上如馬克思所期待的“全麵發展”的人類，才能真正實現“災後重建”的文化生態學意義上的可持續和協調性的科學發展。
作為一本表現地震災難的力作，盡管它沒有簡單地再現地震災難的場景和抗震救災的場麵，沒有渲染親人死亡的悲痛和家園毀滅的無奈，也沒有表現眾誌成城和萬眾一心的民族精神，甚至沒有表現大愛無疆和血濃於水的中華情結，一句話，薑明沒有采納地震災難文學通常應該具備的元素，但是作者沒有回避更沒有粉飾死亡的意義，而是通過失去記憶，失去曾經美好的生活、曾經年青的生命，用一種比死亡更令人恐怖的遭遇即精神死亡的方式，來側擊和暗示當今社會經濟飛速發展，而我們有關曆史文化的符號、大量古老的工藝、民間的技藝等非物質文化遺產正在急劇地消失，這是比個體生命死亡更為可怕的災難。《尋根》通過這樣的方式，讓我們意識到了達摩克利斯的災難之劍隨時降臨的不僅是個體生命，而且包括人類的文化生命。就這個意義而言，災難喚醒的不僅是居安思危的戰栗，更是生命同在的悲憫。正如海明威在《喪鍾為誰而鳴》中引用英國詩人鄧恩的詩句：“任何人的死亡都使我受到損失，因為我包孕在人類之中。所以別去打聽喪鍾為誰而鳴，它就是為你而敲響。”
於此，《尋根》的災難書寫在超越藝術學魅力和社會學意義的基礎上，站在更高的有關生命存在價值的美學立意上，從文化精神的關懷層麵上，將筆墨傾瀉在人物的心靈天地，而且筆觸直指我們的精神世界，筆端直刺生命的文化奧秘。這就是筆者發現小說所尋之“根”，及其根脈延展過程之所在：在跨越世俗成見中，尋回人倫親情；在超越家族姓氏中，尋求女性價值；在穿越物質世界中，尋求精神家園。
注釋：
①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商務印書館1994年6月版，第51頁。
②歐陽康：《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如何構建》，《光明日報》，2012年2月28日。
責任編輯 童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