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30歲剛出頭的時候，我決定終生以寫小說為職業，想做個弗蘭克·瑞斯洛、傑克·倫敦或哈代第二。當時我充滿了信心，在歐洲住了兩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那段日子裏，用美元在歐洲生活，開銷算是很小的。我在那兒過了兩年，從事我的創作。我把那本書題名為《大風雪》，這個題目取得真好，因為所有出版家對它的態度都冷得像呼嘯而刮的大風雪一樣。當我的經紀人告訴我這部作品不值一文，說我沒有寫小說的天分和才能的時候，我的心跳幾乎停止了。我茫然地離開他的辦公室，哪怕他用棒子當頭敲我，也不會讓我更感到吃驚，我簡直是呆住了。我發現自己站在生命的十字路口，必須作出一個非常重大的決定。我該怎麼辦呢？我該往哪一個方向轉呢？幾個禮拜之後，我才從這種茫然中醒來。在當時，我從來沒有聽過“給你的憂慮訂下‘到此為止’的限製”的說法，可是現在回想起來，我當時所做的正是這件事。我把費盡心血寫那本小說的那兩年時間看作是一次可貴的經驗，然後從那裏繼續前進。我回到組織和教授成人教育班的老本行，有空的時候寫一些傳記和非小說類的書籍。
我是不是很高興自己作出了這樣的決定呢？現在每逢我想起那件事情，就得意地想在街上跳舞，我可以很誠實地說，從那以後，我再也沒有哪一天或哪一個鍾點後悔我沒有成為哈代第二。
100年前的一個夜晚，當一隻鳥沿著沃登湖畔的樹林裏叫的時候，梭羅用鵝毛筆蘸著自己做的墨水，在他的日記裏寫道：“一件事物的代價，也就是我稱之為生活的總值，需要當場或長時期內進行交換。”
換個方式來說，如果我們以生活的一部分來付出代價，而付出得太多了的話，我們就是傻子。這也正是吉爾伯特和蘇利文的悲哀：他們知道如何創作出快樂的歌詞和歌譜，可是完全不知道如何在生活中尋找快樂。他們寫過很多令世人非常喜歡的輕歌劇，可是他們卻沒有辦法控製他們的脾氣。他們為了一張地毯的價錢而爭吵多年。蘇利文為他們的劇院買了一張新的地毯，當吉爾伯特看到賬單的時候，大為惱火。這件事甚至鬧至公堂，從此兩個人至死都沒有再交談過。蘇利文替新歌劇寫完曲子之後，就把它寄給吉爾伯特，而吉爾伯特填上歌詞之後，再把它們寄回給蘇利文。有一次，他們一定要一起到台上謝幕，於是他們站在台的兩邊，分別向不同的方向鞠躬，這樣才可以不必看見對方。他們就不懂得應該在彼此的不快裏訂下一個“到此為止”的最低限度，而林肯卻做到了這一點。
有一次，在美國南北戰爭中，林肯的幾位朋友攻擊他的一些敵人，林肯說：“你們對私人恩怨的感覺比我要多，也許我這種感覺太少了吧；可是我向來以為這樣很不值得。一個人實在沒有時間把他的半輩子都花在爭吵上，要是那個人不再攻擊我，我就再也不會記他的仇。”
我真希望我的老姑媽——愛迪絲姑媽也有林肯這樣的寬恕精神。她和弗蘭克姑父住在一棟抵押出去的農莊上。那裏土質很差，灌溉不良，收成又不好。他們的日子很難過，每時每刻都得省吃儉用。可是愛迪絲姑媽卻喜歡買一些窗簾和其他的小東西來裝飾家裏。她向密蘇裏州馬利維裏的一家小雜貨鋪賒賬買這些東西。弗蘭克姑父很擔心他們的債務，他很注重個人的信譽，不願意欠債。所以他偷偷地告訴雜貨店老板，不要再賒賬給姑媽。當她聽說這件事之後，大發脾氣——那時到現在差不多有50年了，她還在大發脾氣。我曾經聽她說這件事情——不止一次，而是好多好多次。我最後一次見到她的時候，她已經70多快80歲了。我對她說：“愛迪絲姑媽，弗蘭克姑父這樣羞辱你是不對的，可是難道你真的不覺得，從那件事發生之後，你差不多埋怨了半個世紀，比他所做的事情還要壞得多嗎？”
愛迪絲姑媽對她這些不快的記憶所付出的代價實在是太貴了，她付出的是她自己半生的內心平靜。
富蘭克林小的時候，犯了一次他70年來一直沒有忘記的錯誤。當他7歲的時候，他喜歡上了一支哨子，於是他興奮地跑進玩具店，把他所有的零錢放在櫃台上，也不問問價錢就把那支哨子買了下來。“然後我回到家裏，”70年後他寫信告訴他朋友說，“吹著哨子在整個屋子裏轉著，對我買的這支哨子非常得意。”可是等到他的哥哥姐姐發現他買哨子多付了錢之後，大家都來取笑他。而他正像他後來所說的：“我懊惱地痛哭了一場。”
很多年之後，富蘭克林成為世界知名的人物，做了美國駐法國的大使。他還記得因為他買哨子多付了錢，使他得到的痛苦多過了哨子所給他的快樂。
富蘭克林在這個教訓裏所學到的道理非常簡單。“當我長大以後，”他說，“我見識到許多人類的行為，我認為我碰到很多人買哨子都付了太多的錢。簡而言之，我相信，人類的苦難部分產生於他們對事物的價值做了錯誤的估計，也就是他們買哨子多付了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