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爾伯特和蘇利文對他們的哨子多付了錢，我的愛迪絲姑媽也一樣，我個人也一樣——在很多情況下。還有不朽的托爾斯泰，也就是兩部世界最偉大的小說——《戰爭與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的作者，根據《大英百科全書》的記載，托爾斯泰在他生命的最後20年裏，“可能是全世界最受尊敬的人物”。在他逝世前的那20年，崇拜他的人不斷到他家裏去，希望能見他一麵，聽到他的聲音，甚至於隻摸一摸他衣服的一角。他所說的每一句話都有人在筆記本上記下來，就像那是一句“聖諭”一樣。可是在生活上，托爾斯泰在70歲的時候，還不及富蘭克林在7歲的時候聰明，他簡直一點腦筋也沒有。我為什麼要如此說呢？
托爾斯泰娶了一個他非常愛的女子。事實上，他們在一起非常快樂，他們常常跪下來，向上帝祈禱，讓他們繼續過這種神仙眷侶的生活。可是托爾斯泰所娶的那個女子天性善妒，她常扮成鄉下姑娘，去打探他的行動，甚至於溜到森林裏去看他。他們發生了很多很可怕的爭吵，她甚至嫉妒她親生的兒女，曾經抓起一把槍來，把她女兒的照片打了一個洞。她會在地板上打滾，拿著一瓶鴉片對著嘴巴，威脅著說要自殺，害得她的孩子們縮在屋子的角落裏，嚇得尖聲大叫。
結果托爾斯泰怎麼做呢？如果他跳起來，把家具打得稀爛，我倒不怪他——因為他有理由這樣生氣。可是他做的事比這個要壞多了，他記了一本私人日記！在那裏麵，他把一切都怪在太太身上，這個就是他的“哨子”。他下定決心要下一代能夠原諒他，而把所有的錯都怪在他太太身上。而他太太用什麼辦法來對付他這種作法呢？這還用問，她當然是把他的日記撕下來燒掉了。她自己也寫了一本日記，在日記裏把錯都推在托爾斯泰身上。她甚至還寫了一本小說，題目叫做《誰的錯》。在那本小說裏，她把她的丈夫描寫成一個破壞家庭的人，而她自己是一個烈士。
所有的事情結果如何呢？為什麼這兩個人會把他們惟一的家變成托爾斯泰稱謂的“一座瘋人院”呢？很顯然，有幾個理由。其中之一就是他們極想引起別人的注意。不錯，他們所最擔心的就是別人的意見。我們會不會在乎應該怪誰呢？不會的，我們隻會注意我們自己的問題，而不會浪費一分鍾去想托爾斯泰家裏的事。這兩個無聊的人為他們的“哨子”付出了多麼大的代價。50年的光陰都住在一個可怕的地獄裏，隻因為他們兩個人都沒有一個有腦筋會說“不要再吵了”，因為兩個人都沒有足夠的價值判斷力，並能夠說：“讓我們在這件事情上馬上告一段落，我們是在浪費生命，讓我們現在就說‘夠了’吧。”
不錯，我非常相信，這是獲得心理平靜的最大秘密之一——要有正確的價值觀念。而我也相信，隻要我們能夠定出一種個人的標準來——就是和我們的生活比起來，什麼樣的事情才值得的標準，我們的憂慮有50％可以立刻消除。
所以，要在憂慮摧毀你以前，先改掉憂慮的習慣。任何時候，我們想拿出錢來買的東西和生活比較起來不合算的話，讓我們先停下來，問問自己下麵的三個問題：
1我現在正在擔心的問題，到底和我自己有什麼樣的關係？
2在這件令我憂慮的事情上，我應該在什麼地方設定一個“到此為止”的最低限度，然後把它整個忘掉？
3我到底應該付這支“哨子”多少錢？我是否已經付出了超過它價值的錢呢？
適應不可避免的事實
當我還是一個小孩的時候，有一天，我和幾個朋友一起在密蘇裏州西北部的一間荒廢的老木屋的閣樓上玩。當我從閣樓爬下來的時候，先在窗欄上站了一會，然後往下跳。我左手的食指上戴著一個戒指。當我跳下去的時候，那個戒指鉤住了一根釘子，把我整根手指拉脫了下來。
我尖聲地叫著，嚇壞了，還以為自己死定了，可是在我的手好了之後，我就再也沒有為這個煩惱過。再煩惱又有什麼用呢？我接受了這個不可避免的事實。
現在，我幾乎根本就不會去想，我的左手隻有四個手指頭。
幾年前，我碰到一個在紐約市中心一家辦公大樓裏開貨梯的人。我注意到他的左手齊腕砍斷了。我問他少了那隻手會不會覺得難過，他說：“噢，不會，我根本就不會想到它。隻有在要穿針的時候，才會想起這件事情來。”
令人驚訝的是，在不得不如此的情況下，我們差不多都能很快接受任何一種情形，以使自己適應，或者整個忘了它。
我常常想起在荷蘭首都阿姆斯特丹的一座15世紀的老教堂，它的廢墟上留有一行字：
事情既然如此，就不會另有他樣。
在漫長的歲月中，你我一定會碰到一些令人不快的情況，它們既是這樣，就不可能是他樣。我們也可以有所選擇。我們可以把它們當作一種不可避免的情況加以接受，並且適應它，或者我們可以用憂慮來毀了我們的生活，甚至最後可能會弄得精神崩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