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金頓為了恢複視力，在一年之內接受了12次手術，為他動手術的是當地的眼科醫生。他有沒有害怕呢？沒有，他知道這都是必要的，他知道他沒有辦法逃避，所以唯一能減輕他痛苦的辦法就是勇敢地去接受它。他拒絕在醫院裏用私人病房，而住進大病房裏，和其他的病人在一起。他試著去使大家開心，而在他必須接受好幾次的手術時而且他很清楚地知道在他眼睛裏動了些什麼手術——他總是盡力讓自己去想他是多麼幸運。“多麼好啊，”他說，“多麼妙啊，現在科學的發展已經有了這種技巧，能夠為像人的眼睛這麼纖細的東西動手術了。”一般人如果經曆12次以上的手術和長期黑暗中的生活，恐怕都會變成神經質了。可是塔金頓卻說：“我可不願意把這次經曆拿去換一些更開心的事情。”這件事教會他如何接受災難，使他了解到生命帶給他的沒有一樣是他的能力所不及而不能忍受的；這件事也使他領悟了富爾頓所說的“失明並不令人難過，難過的是你不能忍受失明”這句話的道理。
相反，如果我們因此而退縮，或者是加以反抗，或者是為它難過，我們也不可能改變那些已經發生的不可避免的事實。但是我們可以改變自己，我知道，因為我就親身試過。
有一次，我拒絕接受我所遇到的一件不可避免的事情，我做了一件傻事，想反抗它，結果我失眠了好幾夜並且痛苦不堪。我開始讓自己想起所有那些我不願意想的事情，經過這樣一年的自我虐待，我終於接受了這些不可能改變的事實。
我應該在幾年前就朗誦惠特曼的詩句：“哦，要像樹和動物一樣麵對黑暗、暴風、饑餓、欺騙、意外和挫折。”
我並不認為，麵對任何挫折都要低聲下氣，那樣就是一個宿命論者了。不管處於何種情況，隻要還有一點兒挽回餘地，我們就要不斷地奮鬥。但是，當常識告訴我們，事情不可避免，也不會出現任何轉機時，那麼最理智的做法就是，不要庸人自擾。
哥倫比亞大學的赫基斯院長已去世了很久，他曾經寫過一首打油詩，並將其作為自己的座右銘：
天下疾病多，根本數不清，
有的可以治，有的沒辦法。
如果還有救，就該把藥找，
如果治不好，幹脆就忘掉。
我在寫這本書時，曾采訪過很多著名商人。他們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印象最深的是，他們多半都能接受無法避免的局麵，讓自己的生活始終無憂無慮。如果他們不具備這種能力，很快就會被巨大的壓力打垮。潘尼就是個很好的事例。
他創辦了遍布全美的連鎖店，他說：“就算我賠光了所有的錢，我也不擔心，因為憂慮不能帶給我任何東西，我隻能盡量把工作做好，至於結果，就交給上帝了。”
亨利·福特說過一句類似的話：“如果我遇到處理不了的事情，我就讓屬下自己解決。”凱樂先生則說：“如果我碰到非常棘手的事情，隻要有辦法解決，我就會盡力去做，如果沒辦法，我幹脆就忘掉它。我從不為未來憂慮，因為沒人知道未來會如何，影響它的因素太多，何必白白浪費時間呢？”
如果你認為凱樂是個哲學家，他一定會覺得不好意思，因為他認為自己不過是個出色的商人——他是克萊斯勒公司的總經理。不過，他這種理論和古羅馬大哲學家伊匹托塔斯的差不多，後者告誡羅馬人：“快樂之道沒有別的，僅僅在於不為辦不到的事情憂慮。”
莎拉·班哈特也是深諳此道的女子，50年來，她始終是四大州歌劇院獨占鼇頭的皇後，世界觀眾深深地崇拜她。71歲那年，她破產了，而且必須鋸掉雙腿。當醫生波基教授把這個可怕的消息告訴莎拉時，他以為莎拉一定會暴跳如雷。但事實出乎他的意料，莎拉僅僅看了他一眼，然後平靜地說：“如果沒有其他選擇，那就隻好這樣了。”
莎拉進入手術室前，她的兒子在一邊痛哭流涕，她卻揮著手說：“別走開，我馬上就出來。”一路上，她為醫生、護士朗誦自己的台詞，讓他們放鬆，莎拉說：“他們的壓力比我大得多。”
莎拉·班哈特恢複健康後，繼續周遊世界，讓她的觀眾們瘋狂了七年。
愛爾西·麥克密克在《讀者文摘》的一篇文章裏說：“當我們不再反抗那些不可避免的事實之後，我們就可以節省精力，創造更豐富的生活。”
任何人都不會有足夠的情感和精力來抗拒不可避免的事實，同時又創造新的生活。你隻能在兩者之間選其一：你可以在生活中發生的不可避免的暴風雨之下彎腰曲身，或者你可以抗拒它們而被摧毀。
我在密蘇裏州自己的農場上就看過這樣的情景。當時，我在農場種了幾十棵樹，起先它們長得非常快，後來一陣冰雹下來，每一根細小的樹枝上都堆滿了一層厚重的冰。這些樹枝在重壓下並沒有順從地彎下來，卻很驕傲地硬挺著，最後在沉重的壓力下折斷了——然後不得不被毀掉。它們不像北方的樹木那樣聰明。我曾經在加拿大看到過長達好幾百英裏的常青樹林，從來沒有看見一棵柏樹或是一株鬆樹被冰或冰雹壓垮。這些常青樹知道怎麼去順從，怎麼彎垂下它們的枝條，怎麼適應那些不可避免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