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句老話說：不能生氣的人是笨蛋，而不去生氣的人才是聰明人。
這也就是前紐約州長威廉·蓋諾所抱定的政策。他被一份內幕小報攻擊得體無完膚之後，又被一個瘋子打了一槍幾乎送命。他躺在醫院為他的生命掙紮的時候，他說：“每天晚上我都原諒所有的事情和每一個人。”這樣做是不是太理想了呢？是不是太輕鬆、太好了呢？如果是的話，就讓我們來看看那位偉大的德國哲學家，也就是“悲觀論”的作者叔本華的理論。他認為生命就是一種毫無價值而又痛苦的冒險，當他走過的時候好像全身都散發著痛苦，可是在他絕望的深處，叔本華叫道：“如果可能的話，不應該對任何人有怨恨的心理。”
有一次我曾問伯納·巴魯區——他曾經做過六位總統的顧問：威爾遜、哈定、柯立芝、胡佛、羅斯福和杜魯門——我問他會不會因為他的敵人攻擊他而難過。“沒有一個人能夠羞辱我或者幹擾我，”他回答說，“我不讓他們這樣做。”
也沒有人能夠羞辱或困擾你和我——除非我們讓他這樣做。
幾個世紀以來，人類總是景仰不懷恨仇敵的人。我常到加拿大的一個國家公園，欣賞美洲西部最壯麗的山景，這座山是為了紀念英國護士愛迪絲·卡韋爾於1915年10月12日在德軍陣營中殉難而命名的。她的罪名是什麼？她在比利時家中收留照顧一些受傷的法軍與英軍，並協助他們逃往荷蘭。在她即將行刑的那天早上，軍中的英國牧師到她被監禁的布魯塞爾軍營中看她，卡韋爾喃喃說道：“我現在才明白，光有愛國情操是不夠的。我不應該對任何人懷恨或怨怒。”4年後，她的遺體被送往英國，並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內舉辦了一場紀念儀式。我曾在倫敦住過一年，常到卡韋爾的雕像前，讀著她不朽的話語：“我現在才明白，光有愛國情操是不夠的，我不應該對任何人懷恨或怨怒。”
要想真正寬恕並忘卻我們的敵人，最有效的辦法還是訴諸比我們強大的力量。因為我們可以忘記一切的事，當然侮辱也顯得無足輕重了。讓我再舉個例子。
1918年，密西西比州有一位黑人教師兼傳教士瓊斯即將被處以死刑。幾年前我拜訪了瓊斯親手創辦的學校，並向學生作過演說。現在它已成為一所全國有名的學校，但我要說的這個故事是很早以前的事。當時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密西西比州中部流傳的謠言說，德軍將策動黑人叛變。瓊斯被控策動叛亂，並將被處以死刑。一群白人在教堂外聽到瓊斯在教堂內說道：“生命是一場戰鬥，黑人們應拿起武器，為爭取生存與成功而戰。”
“戰鬥！”“武器！”夠了！這些激動的白人青年衝入教堂，用繩索套上瓊斯，把他拖了一英裏遠，推上絞台，燃起木柴，準備絞死他，同時也燒死他。有人叫道：“叫他說話！說話！說啊！”於是瓊斯站在絞台上，脖子上套著繩索，開始談他的人生與理想。他1907年由愛達荷大學畢業。他談到自己的個性、學位，以及令他在教職員中受人歡迎的音樂才能。畢業時，有人請他加入旅館業，有人願出錢資助他接受音樂教育，都被他拒絕了。為什麼？因為他熱衷於一個理想。受到布克·華盛頓的故事的影響，他立誌去教育他貧困的同胞兄弟。於是他前往美國南方所能找到的最落後地方，也就是密西西比州的一個偏僻地方，把他的手表當了165美元，他就在野外樹林裏開始辦學校。瓊斯麵對這些準備處死他的憤怒人們，訴說自己如何奮鬥，為教育這些失學的孩子，想將他們訓練成有用的農人、工人、廚子與管家。他也告訴這些白人，在他興學的過程中，誰曾經幫助過他——一些白人曾經送他土地、木材、豬、牛，還有錢，協助他完成教育工作。
事後，有人問瓊斯恨不恨那些拖他，準備絞死、燒死他的人？他的回答是，他當時忙著訴說比自己更重大的事，以致無暇憎恨。他說：“我沒空爭吵，也沒時間反悔，沒有人能強迫我恨他們。”
當瓊斯如此真誠動人的談話，特別是他不為自己求情，隻為自己的使命求情時，暴民們開始軟化了。最後有個老人說：“我相信這年輕人說的是真的，我認得他提到的幾個人。他在做善事，是我們錯了。我們不應該吊死他，而應該幫助他。”老人開始在人群中傳帽子，向那些想吊死瓊斯的人募集了52美元，因為瓊斯說：“我沒空爭吵，也沒時間反悔，沒有人能強迫我恨他們。”
依匹克特修斯在1900年前就曾經指出，我們種苗就會得果，而不管怎麼樣，命運總能讓我們為過錯付出代價。“歸根結底，”依匹克特修斯說，“每一個人都會為他自己的錯誤付出代價。能夠記住這點的人就不會跟任何人生氣，不會跟任何人爭吵，不會辱罵別人、責怪別人、恨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