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業性的治療”是近代心理醫生所用的名詞，也就是拿工作來當作治病的處方。這並不是新的辦法，在耶穌誕生500年前，古希臘的醫生就已經在使用了。
在富蘭克林時代，費城教友會教徒也用這種辦法。1774年有一個人去參觀教友會的療養院，看見那些精神病人正忙著紡紗織布，使他大為震驚。他認為那些可憐而不幸的人們，在被壓榨勞力，後來教友會的人才向他解釋說，他們發現那些病人惟有在工作的時候病情才能真正有所好轉，因為工作能安定神經。
不管是哪個心理治療醫生，他都能告訴你：工作——讓你忙著——是精神病最好的治療劑。名詩人亨利·朗費羅在他年輕的妻子去世之後發現了這個道理。有一天，他太太點了一枝蠟燭，來熔一些信封的火漆，結果衣服燒了起來。朗費羅聽見她的叫喊趕過去搶救，可是她還是因燒傷而亡。有一段時間，朗費羅沒有辦法忘掉這次可怕的經曆，幾乎發瘋。幸好他三個幼小的孩子需要他照料。雖然他很悲傷，但還是要既當爸又當媽地照料孩子。他帶他們出去散步，給他們講故事，和他們一同玩遊戲，還把他們父子間的親情永存在“孩子們的時間”一詩裏。他也翻譯了但丁的《神曲》。這些工作加在一起，使他忙得完全忘記了自己，也重新得到了思想的平靜。就像泰尼森在最好的朋友阿瑟·哈勒姆死時曾經說的那樣：“我一定要讓自己沉浸在工作裏，否則我就會在絕望中苦惱。”
奧莎·約翰遜發現了比她早一世紀的泰尼森在詩句裏所說的同一個真理“我必須讓自己沉浸在工作裏，否則我就會掙紮在絕望中。”
海軍上將伯德之所以也能發現這一點，是因為他在覆蓋著冰雪的南極的小茅屋裏單獨住了5個月——在那冰天雪地裏，藏有大自然最古老的秘密——在冰雪覆蓋下，是一片無人知道的、比美國和歐洲加起來都大的大陸。伯德上將獨自度過的5個月裏，方圓100公裏內沒有任何一種生物存在。天氣奇冷，當風從他耳邊吹過的時候，他能聽見他的呼吸凍住，結得像水晶一般。在他那本名叫《孤寂》的書裏，伯德上將敘述了他在一種既難過又可怕的黑暗裏所過的5個月的生活。他一定得不停地忙著才不至於發瘋。
要是你和我不能一直忙碌著——如果我們閑坐在那裏發愁——我們會產生一大堆被達爾文稱之為“胡思亂想”的東西，而這些“胡思亂想”就像傳說中的妖精，會掏空我們的思想，摧毀我們的行動力和意誌力。
我認得紐約的一個生意人，他也用忙碌驅趕自己的那些“胡思亂想”，使他沒有時間去煩惱和發愁。他的名字叫屈伯爾·朗曼，也是我成人教育班的學生。他征服憂慮的經過非常有意思，也非常特殊，所以下課之後我請他和我一起去消夜。我們在一間餐館裏麵一直坐到半夜，談著他的那些經驗。下麵就是他告訴我的故事：
18年前，我因為憂慮過度而得了失眠症。當時我非常緊張，脾氣暴躁，而且非常的不安。我想我就要精神崩潰了。
我這樣發愁是有原因的。我當時是紐約市西百老彙大街皇冠水果製品公司的財務經理。我們投資了50萬美元，把草莓包裝在一加侖裝的罐子裏。20年來，我們一直把這種一加侖裝的草莓賣給製造冰淇淋的廠商。突然我們的銷售量大跌，因為那些大的冰淇淋製造廠商，像國家奶品公司等等，產量急劇增加，而為了節省開支和時間，他們都買36加侖一桶的桶裝草莓。
我們不僅沒辦法賣出價值50萬美元的草莓，而且根據合約規定，在接下去的一年之內，我們還要再買價值100萬美元的草莓。我們已經向銀行借了35萬美元，既還不出錢來，也沒有辦法再續借這筆借款，難怪我要擔憂了。
我趕到我們位於加州的工廠裏，想要讓我們的總經理相信情況有所改變，我們可能麵臨毀滅的命運。他不肯相信，把這些問題的全部責任都歸罪在紐約的公司身上——那些可憐的業務人員。
經過幾天的要求之後，我終於說服他不再這樣包裝草莓，而把新的供應品放在舊金山的新鮮草莓市場上賣。這樣差不多可以解決我們大部分的困難，照理說我應該不再憂慮了，可是我還做不到這一點。憂慮是一種習慣，而我已經染上這種習慣了。
我回到紐約之後，開始為每一件事情擔憂：在意大利買的櫻桃，在夏威夷買的鳳梨等等，我非常的緊張不安，睡不著覺，就像我剛剛說過的，簡直就快要精神崩潰了。
在絕望中，我換了一種新的生活方式，結果治好了我的失眠症，也使我不再憂慮。我讓自己忙碌著，忙到我必須付出所有的精力和時間，以至於沒有時間去憂慮。以前我一天工作7個小時，現在我開始一天工作15到16個小時。我每天早晨8點鍾就到辦公室，一直待到半夜，我接下新的工作，負起新的責任，等我半夜回到家的時候，總是筋疲力盡地倒在床上，用不了幾秒鍾就不省人事了。
這樣過了差不多3個月，等我改掉憂慮的習慣，再回到每天工作7到8個小時的正常情形。這事情發生在18年前，從那以後，我就再沒有失眠和憂慮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