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謇對這個年輕人的能力與機敏印象很深，極力向吳將軍推薦袁世凱擔任更重要的職位，同時勸他放棄對獲得文職所殘存的希望。通過張謇的影響，袁世凱當上了副官，負責慶軍的訓練和維持軍紀。
由於朝鮮都城漢城[今韓國首都首爾舊稱。]發生兵變，1880年至1882年的那段閑適、寧靜的日子突然中止。這個國家當時處於中國的宗主權之下，因此，署理直隸總督張樹聲把吳將軍及其慶軍派去鎮壓叛亂。袁世凱此時正是慶軍中的一員。
朝鮮國王溫和而善良，但性格軟弱。他是李氏家族興宣王子的兒子，於1864年登基，時年十二歲。在他即位後，其父獲得“大院君”的稱號，並掌握了攝政權，其同時代人將其描述為“鐵石心腸”。[畢肖普夫人（Mrs. I. L. Bishop）：《朝鮮及其鄰國》（Korea and Her Neighbours）第二巻，第44頁。]他無疑是個貪得無厭、不擇手段的人，但依然頗有才幹。盡管朝鮮已經與美利堅合眾國、大不列顛、德國和法國建立了聯係，他仍然推行孤立主義的政策，決定不與任何外國列強發生關係。中國在1839年戰爭之後的遭遇，以及日本自佩裏準將1853年的遠征[即1852年美國海軍準將馬休·佩裏(Matthew Calbraith Perry，1794—1858年)率領美國艦隊叩開日本國門一事。該事件的爆發及隨後一係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激發了日本內部救亡圖存的決心，遂有後來舉世矚目的日本明治維新運動和日本的崛起。]之後所發生的情況，都未在其腦子裏留下絲毫印象。1866年，根據他的指令，大約兩千名朝鮮天主教徒被屠殺。第二年，日本開始致力於與他的國家建立外交關係，先後於1868年、1869年和1892年派出使節，但均無功而返，而這又都歸因於大院君排外的態度。
日本正在迅速成為遠東不可忽視的強國，其對朝鮮的興趣越來越明顯。隻因考慮到其宗主國古老大清帝國的龐大和威望，才使之未敢貿然去加以征服。1873年，岩倉政府派副島種臣赴中國互換《中日通商章程》的正式批準件，同時打探中國對朝鮮的態度。總理衙門，當時中國的外交通商部，重申了不惜一切代價維護中國對朝鮮宗主權的決心，但申明朝鮮可以自主其內政，並有權選擇戰爭與和平。
這個答複，從中國的角度而言或許是考慮不周的，卻鼓舞了日本的強烈願望。在19世紀（如同此前與此後），一個強國圖謀對一個弱國不利，這絕非罕見之事。何況日本企圖與朝鮮建立外交關係的努力所遭遇的挫折，已令其頗為惱怒。不過，在采取強製行動之前，還需要找到一個借口。
1875年10月18日，日本小型軍艦“雲揚”號駛近仁川附近的江華島海岸，以獲取淡水，遭到朝鮮岸炮的轟擊。日軍司令官派出一艘小船，打著休戰旗去探查這次攻擊，但此舉也招來了炮擊。於是，碰巧停泊於附近的一艘日本軍艦進行了報複性的炮擊。日本海軍陸戰隊登陸，洗劫了島上的鎮子。日本政府不滿足於此，還把更多的戰艦派到釜山，脅迫朝鮮簽署條約，否則就要開展進一步的毀滅行動。隨後的談判於1876年初在漢城舉行，雙方擬定了一個包含十二項條款的條約，隻待中國批準。此後不久，一名日本使節奉命前往北京完成了此事。
總理衙門的態度是，隻要日本尊重中國的宗主權，便會采取調解矛盾的態度。在其對日本的答複中，該衙門重申中國不願幹涉朝鮮自己的事務。“若日本意圖恢複與朝鮮之友好關係，應與該國直接交涉。”[《中日戰爭》第一卷，第289頁]
依據1876年的《江華條約》，日本承認朝鮮為主權國家，可以全權處理在中國封建君主權位之下的自身事務；日本與朝鮮互派使團；仁川與元山對日本開放貿易。
在朝鮮領導人中，大院君及其追隨者們強烈地反對這一條約，而王妃及其黨羽認識到他們的國家缺乏足夠的防禦能力，與外國人的交往不可避免，所以支持這個條約。江華島事件中，中國的自負與李鴻章拒絕采取軍事行動的舉措，使王妃有了更多的理由。該條約於1876年2月27日簽署。
大院君失敗了，卻無所畏懼，決定圖謀報複。1882年7月23日，漢城的一些朝鮮軍隊發現其大米口糧黴爛了，並摻有沙子，更糟糕的是，這是他們整整一年中第一次領到的口糧。毫不奇怪的是，這個發現導致了大約一萬名士兵嘩變。他們的首領去見大院君，後者許諾親自過問此事，但與此同時將此事完全歸咎於後黨的腐敗，歸咎於僑居朝鮮的日本商人輸出了稻米。這簡直是對士兵們火上澆油。同一天，嘩變士兵殺死了軍中的幾名日本教員，包圍並燒毀了日本使館。日本公使花房義質乘坐一艘英國船逃回日本，而他的幾名屬員被野蠻地毆打致死。第二天，叛亂者搶掠了都城的許多名宅，包括王宮與大院君的府邸。謠傳王妃被毒死了；有人看見首相閔台鎬受了致命的重傷，躺在溝渠之中，他的兒子閔泳翊，也即王妃之侄，給自己剃了光頭，喬裝改扮成佛僧，逃到了日本。由表達不滿而起的兵變現在轉變成了一場反對日本與王妃的運動。大院君發泄了怨恨，讓自己重新出任該國的民事與軍事獨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