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林肯不需要這麼做，他完全可以鑽法律的空子，請求平攤，隻負責自己的那份就好。
但那樣就不是林肯了。相反，他找到債主並承諾，隻要給他時間，他會連本帶息如數歸還。債主們都同意了，隻有一個人例外，他叫彼得·範·卑爾根。他立即起訴，拿到判決書後，把林肯的馬和測量工具公開拍賣了。但其他人都選擇等待。為了兌現諾言，林肯省吃儉用十四年，直到1848年，他做了國會議員，把一部分工資寄回家，才算還清了這筆老賬。
那天上午，林肯來到斯普林菲爾德，他把馬拴在約書亞·F.斯皮德位於廣場西北角的雜貨店前麵。下麵是斯皮德講述的原話：
“他騎著一匹借來的馬來到鎮上，從鎮上唯一一位木匠那裏弄來一個單人床床架。他來到我的店裏，把褡褳放在櫃台上，問我一張單人床需要多少錢。我拿來石板跟鉛筆，算了一下，總共要17美元。他說：‘估計這算是便宜的了。不過，我要說的是，雖然便宜，可我還是買不起。如果你能賒給我，等到了聖誕節，如果我的律師生涯成功的話，我就付給你。倘若我失敗了，我可能永遠都不能還你了。’他說話的語氣那麼悲傷，讓我頓生憐憫。我抬頭看著他，直到今天我都覺得那是我見過的最悲傷、最沮喪的麵龐。我對他說：‘這麼小一筆債都會對你產生這麼大的影響，我想我倒是有個建議，你可以不用背負任何債務，也能達到目的。我有一個很大的房間，裏麵有張很大的雙人床，如果你願意，非常歡迎你跟我一起住。’‘你的房間在哪兒？’他問道。‘就在樓上。’我指著通往房間的樓梯說道。他二話不說，提起褡褳上了樓，把褡褳放下，又下樓，麵帶笑容神采奕奕地喊道：‘好了，斯皮德，我搬進來了。’”
於是，林肯沒付一分錢房租，在雜貨店樓上，和斯皮德住了五個半年頭。
林肯的另外一位朋友威廉·巴特勒把他接到家裏，不僅給他提供飲食，還為他添置了許多衣物。
林肯大概也會付給巴特勒一點錢，如果他有能力的話。不過沒有固定的費用，這些都是朋友間隨性的安排。
為此，林肯感到萬幸，倘若沒有巴特勒和斯皮德的幫助，他不可能在法律上取得成功。
他跟另外一位律師斯圖亞特建立了合作關係。斯圖亞特的大部分時間都花在政治上，他把辦公室的日常事務交給林肯料理。但其實沒有多少事務需要料理，也算不上什麼辦公室。房間裏的擺設僅限於“一張又小又髒的床、一件牛皮袍子、一張椅子、一條長凳”，外加一個簡單的書架，裏麵放了一些法律文件。
辦公室記錄顯示，在前六個月裏，公司隻有五筆收入：一筆2.5美元的，兩筆5美元的，一筆10美元的，另外一筆收入中還包括一件外套。
林肯感到非常受挫，一天，他來到佩奇·伊頓在斯普林菲爾德的木工商店裏，坦白道，自己都想放棄法律，改行做木匠了。而幾年前，還在新塞勒姆研習法律的時候，他也曾認真地想過丟下書本，去做個鐵匠。
對林肯來說，在斯普林菲爾德的第一年是孤獨的一年，整天見到的差不多都是那幫晚上聚在斯皮德雜貨店後麵談論政治消磨時光的人。林肯不願去教堂做禮拜，據他說，因為斯普林菲爾德的教堂太精美了，他有些不習慣。
這一年，隻有一位女士跟他說過話，他曾寫信給朋友說，她是“實在躲不開了”，才開口說話的。
然而，1839年，城裏來了一位女士，她不但跟他說話，而且追求他，還打定主意要嫁給他，她叫瑪麗·托德（Mary Todd）。
有人曾問起林肯，托德家為什麼要這樣拚寫自己的姓氏（Todd也可寫為Tod），他說，也許對上帝來說，一個“d”就足夠了，但托德家要有兩個才行吧。
托德家吹噓自己的家族可以追溯到六世紀，瑪麗·托德的祖父、外祖父以及他們的兄弟和父親都做過將軍和州長，其中一人還曾是海軍部長。瑪麗在肯塔基州列克星敦一所勢利的法語學校接受教育，學校是維克特麗·夏洛特·拉·克利爾·蒙特拉太太和她丈夫開辦的，他們兩位是法國貴族，在大革命時期為了不上斷頭台而從巴黎逃了出來。在他們的調教下，瑪麗的法語非但帶上了巴黎腔，她還能像凡爾賽宮柔美的侍臣一般，跳沙龍舞和切爾克斯舞。
瑪麗一向驕傲自大、目中無人，自覺高人一等。她還固執地相信，自己有一天會嫁給一個將來會做美國總統的男人。讓人難以置信的是，她不但堅信這一點，還拿它到處炫耀。人們都覺得她傻，笑話她，還對她說三道四。但這絲毫不能撼動她的信念——什麼都不能阻止她吹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