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立刻找來了亨利醫生。因為林肯威脅要自殺，醫生便讓斯皮德和巴特勒緊緊地盯著他。就像安·拉特裏奇離世的時候一樣，他的刀子也被拿走，放得遠遠的。
為了讓他有事可做，亨利醫生強烈要求林肯參加州議會的會議。作為輝格黨的領袖，他也有責任出席會議。但是議會記錄顯示，他三個星期內隻去了四次，攏共待了一兩個鍾頭。1月19日，約翰·J.哈丁正式向眾議院報告了他的病情。
逃婚三周後，林肯給他的法律合夥人寫了一封信，這算得上他生命中最悲傷的信了：
現在，我是這世上最痛苦的人了。如果把我的痛苦分攤給世人，那世上便不會再有歡樂。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好起來，我恐怕是不會的，即便保持現狀也是不可能的了。在我看來，我如果不能好起來，就隻有死路一條。
過世的威廉·E.巴頓醫生在他那本著名的林肯傳記中寫道，這封信“清清楚楚地表明，亞伯拉罕·林肯已經精神錯亂了……他非常擔憂自己失去理智”。
現在，他常常想到死亡。他渴望死亡，甚至寫了一首關於自殺的詩，發表在《桑加蒙報》上。
斯皮德擔心他真的要死了，於是把他送到母親家裏，那裏離路易斯維爾不遠。在那裏，林肯得到一本《聖經》，還有一間安靜的臥房。窗外，一條小溪蜿蜒穿過草地，流向一英裏外的森林。每天早晨，奴隸會把咖啡送到他床邊。
瑪麗的姐姐，愛德華茲太太說：“為了讓自己恢複過來，並解除林肯先生的思想壓力，瑪麗給他寫了一封信，正式申明她要解除婚約，還他自由。”但是，據愛德華茲太太所言，在給他自由的同時，“她還給了林肯一項特權，那就是，如果他願意，他們可以恢複婚約。”
但這恰恰是他最不願做的事，他再也不想見她。哪怕是逃婚一年之後，他的好友詹姆斯·馬西尼“還是覺得林肯會尋短見”。
直到1841年，“致命的1月1日”過後的差不多兩年裏，林肯完全沒有理會瑪麗·托德，也希望她能忘了他，並祈望她能喜歡上別人。但是，她沒有忘記他，更沒有喜歡上別人。為了尊嚴，她決心向自己，也向那些嘲笑、憐憫她的人證明，自己可以也一定會嫁給亞伯拉罕·林肯。
而他也抱著同樣的決心不要跟她結婚。
事實上，為表決心，他逃婚不到一年就向另一位女孩兒求婚了。那時，他三十二歲，被他求婚的女孩兒隻有十六歲，她叫薩拉·裏卡德，是巴特勒太太的小妹妹。林肯曾在巴特勒家住了四年。
他極力為自己辯護，還堅定地認為，他叫亞伯拉罕，而她叫薩拉，很明顯他們兩人是天造地設的一對兒，注定要在一起[5]。
但是，她拒絕了，在後來寫給友人的信件中，她這樣坦承道：
我當時還小，才十六歲，還沒有想過婚事……我一直很喜歡他，把他當朋友，可是你要知道，一個初入社會的年輕女孩兒不太可能迷上他那古怪的行為舉止……他差不多是我的兄長吧，就像是我姐姐的家人一樣。
林肯經常為當地的輝格黨報紙《斯普林菲爾德報》寫社評，報社的編輯西米恩·弗朗西斯是他的好友。不幸的是，弗朗西斯的妻子天生愛管閑事。她四十多歲，膝下無子，自封為斯普林菲爾德的月老。
1842年10月初，她寫信給林肯，讓他當天下午到她家去。這個邀請很奇怪，他想知道是什麼事，於是就去了。到了以後，他被引到客廳，令他吃驚的是，坐在麵前的不是別人，正是瑪麗·托德。
至於林肯和瑪麗·托德說了什麼，怎麼說的，之後又做了什麼，都沒有記錄可尋。但可以肯定的是，這個心慈手軟的可憐家夥是逃不掉了。一旦她哭起來——她肯定是哭了的——他可能即刻又把自己交到了她的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