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的解釋也是可以的，雖然很難符合內閣製的基本原理，威廉三世主持內閣會議，而他就是一個立憲君主：在斯托克馬爾的心目中，他想在憲法中給女王一個類似威廉三世時代曾占據過的地位。但是這樣的理論，會使君主擁有的權力比喬治三世大得多。這顯然與英國自革命以來公眾生活發生的趨勢相背離，而且，斯托克馬爾堅持了這種主張，並把它強加給了艾伯特，這一點意義重大。事實上，人們完全可以有理由相信艾伯特不但在理論上支持這些觀點，而且他為了實踐它們而蓄謀已久。君主和帕默斯頓的鬥爭史就是一個令人吃驚的證據，證明了這的確是事實。在鬥爭達到頂點的時候，女王根據斯托克馬爾1850年寫的備忘錄，聲稱如果外交大臣擅自篡改她批準過的文件，那麼她就行使“憲法賦予的權力”，要求罷免他。那個備忘錄實際上非常清楚地表示了君主想脫離首相、自主行動的願望。約翰勳爵不惜一切代價，加強自己的勢力來反對帕默斯頓，他接受了這份備忘錄，從此默許了君主的要求。不僅如此，在罷免了帕默斯頓之後，如果君主不願意，便可以以此為理由解除一位有勢力、受歡迎的大臣。在斯托克馬爾和艾伯特的指使下，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好似“君主立憲政體”達到了一個“空前的高度有力、從沒有出現過的境界”。
可是，關於君主地位的問題有了新的發展，盡管這種發展形勢並不明顯，但是也非常可怕，而且周圍不同尋常的環境本身使人躁動不安。事實上，因為行使君主職權的是一個憲法不明之人，他對於君主卻有著界限不明的無限的限製力，這個人是國君的丈夫，這個事實說明影響的確存在，而且還是不容忽視的。一個模棱兩可、擁有強權的人擾亂了曆史久遠、細致而且防範很嚴的英國憲法。艾伯特當初在開始他的政治生涯時，肯定意想不到會變成今天這個地步。對於他自己，他並不想減少他行使的職權，也不想縮減他的權力範圍。他在1850年對惠靈頓公爵的談話中說，他認為他的責任就是，“將自己藏於夫人的背後，不在公眾麵前承擔獨立的責任，把自己的立場化作妻子立場的一部分，補充她在行使權力時出現的無法避免的漏洞。長久密切地關注一切內務的細節，以便能在任何時刻都對她提出忠告，幫助她應對艱難的問題和複雜的任務，這些難題有的是牽涉到國際事務的，有的是關於政治事務的，有時是關於社會或者個人的。除了是她家庭的主任，她家庭的督導，她的私事事務的經理，她的政治事務的重要顧問，她與政府官員聯絡的唯一的助手，此外，還是女王的丈夫，王室兒童的監護人，國王的私人秘書和永久的大臣”。斯托克馬爾的學生很有長進，未來一片光明。民眾意識到了艾伯特的勢力，他們感到非常不安，他們認為現在維多利亞的生活開始被別人主宰著。在一片黑暗中，男爵隱隱出現，又是一位外國人。一個外國男爵控製一個外國王子，這位外國王子控製著英國女王，而女王自己在這種陰影下暗中行動。當男爵和王子從她的陰影中出來時，一位受國民愛戴的大臣倒下了，所有這一切要發展到什麼程度才會結束呢？
在幾周內，帕默斯頓撤回了他的辭職請求，公眾的憤慨很快就平息了。國會召開時，上下議院兩黨的領袖都支持艾伯特，強調說對國家有無懈可擊的忠誠，而且提出在所有國家主權問題上都有忠告國君的權力。維多利亞非常高興，“我親愛的丈夫的地位，”她告訴男爵，“已被確定下來，他的功績也被各界公認。我們到上議院時，四周人山人海，都是友好地來看我們的。”很快，英國最終卷入克裏米亞戰爭。在隨後的鬥爭裏，艾伯特的愛國心顯得毫無意義了，過去的仇恨也被遺忘了。可是，這次戰爭的結果令王室夫婦不那麼愉快：它成全了帕默斯頓的野心。在5年前的1855年，約翰·拉塞爾勳爵曾經說過“年紀太大，沒有宏偉前途”的那個人，成為英國的首相，此後，除了一次短暫的中斷，他一直擔任了這個職位10年之久。
[1]法國北部的一個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