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在我來說，或許還有些自我使命感。這樣說並不是”天降大任於斯”的意思。馬丁·海德格爾說：“詩不隻是此在的一種附帶裝飾，不隻是一種短時的熱情或者一種激情和消遣，詩是曆史的孕育基礎”。
這是迄今為止我認為“文學是什麼”較為完滿的解釋。創作伊始，誠如我的文集《暗香如故》後記中，我所說的，“我的人生是匆忙的。匆忙得無法停下腳步，總是有許多許多事情在等著我做。心底裏，始終掛牽的，卻隻是寫小說的事。小說還沒有寫。從十六歲赴大興安嶺插隊，三十多年間，變遷，動蕩，坎坷，艱辛，我經曆的故事和人太多太多，他們的命運，他們的悲歡離合，喜怒哀樂，我還沒有向世人敘說。倘若再拖延，也許為時太晚，每每這樣的念頭掠過，便急出一身汗來。”
終於，等到了我的生活漸入佳境。自由創作是心靈的解放，令我身心無限地愉悅。
我的短篇小說《我們曾經年輕》，描述了我的一位同學知青生涯的悲慘遭遇；她是將軍的女兒，17歲的年齡，受不了饑餓的折磨，被當地一位農民誘惑而懷孕，當生下的孩子死後，心灰意冷的她拒絕返城，決心終老在那山林中。這篇小說完成後，我並沒有在意有人會說這是知青的一種訴苦，一種喊冤的矯情。因為我講述了一個真實曆史中的一個真實命運。
中篇小說《女人秋月》，是再現插隊知青完全融入農民生活的寫實。女主人公秋月是當地農婦，夫家為了延續香火，強迫她與他人偷情，最後由寄宿在她家的知青點化而悔悟，又因無力反抗而自殺。麵對秋月的死，知青盯著牆上“知識青年到農村去，大有作為”的標語，陷入深深的迷茫。這篇小說是我對我的女房東，一個質樸的農村婦女的深切懷念。
中篇小說《四平調》中顧家老與小兩代媳婦，因1949年中國大分裂時，顧老太太的兒子身在台灣，就此母子們，夫妻們遭遇了生死離別的命運。在殘酷的政治環境下，顧老太太用盡心機，設計要兒媳婦活下來，自己卻是整夜思念兒子低聲悲啼，直至傷心死去。台灣作家龍應台在她的一本紀實文學中，訪問一位當年國民黨撤往台灣時抓來當腳夫的老兵，那時才十幾歲的人，一走就是四十二年。待他回來尋找父母時，人們告訴他，母親臨終前說，“我是想我兒子想死的，等我兒子回來你告訴他，我是想他想死的。”民族大分裂，這是廣泛的痛苦。這痛苦是人民的，是母親的，是撕心裂肺，肝腸寸斷的。
寫作者以冷靜的目光，以獨立而自由的心境，將一個個鮮活的人性與生存的困境寫出來，是我提筆寫作的原本意義。這種意義的寫作，如果生活負擔沉重，在當今堅持下去可能會非常非常之艱難。
關於寫作，墨白先生概括得十分精辟。“一個作家寫什麼或不寫什麼，那是由他的命運來決定的。那些傷痛的，不可回避的經曆和對生命深刻的感受，也是不可代替的。”
把人類命運的感悟和對曆史的見證寫下來，是我將繼續進行下去的。
責任編輯 張頤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