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明確指出，達到新的和諧是人的目標，而救世主的形象則是新的和諧的象征。他在《被遺忘的語言》一書中寫道：“人的目標又是什麼呢？即再次和平以及和諧地與他的同胞、動物和土地共同生存。這種和諧與伊甸園中的和諧並不相同。隻有人充分發展自己以便成為誠摯的人，隻有他明白真理伸張正義，隻有在他發展他的理性能力，以便自己從人的束縛及非理性熱情的束縛中解脫出來，在他獲得自由以後，才能回歸這種和諧。這個觀念的象征充滿於這種先知的描述中。大地重新充滿生機，刀劍被改成了犁鋤，獅子和綿羊和平共處，世界上不再有戰爭，女人分娩時不必再忍受痛苦（古猶太法典），整個人類都因為愛與真理而團結在一起。這種新的和諧——達到這種和諧是人類曆史發展的目標——由救世主的形象作為其象征。”[5]依據這種理論，他分析了安息日的象征意義：“‘工作’是人類同物質世界的交涉行為，它既可以是建設性的也可以是毀滅性的。而‘休息’指的是人與自然界之間的和諧狀態。人不必以任何方式改變自然，無論是要建立還是要毀滅它，甚至人們對自然界所做的最微小的改變都是對‘休息’的冒犯。安息日就是人與自然界之間的和諧日，而工作就是對這種和諧的破壞。……安息日象征著人與自然及人與人之間的絕對和諧。通過對工作的禁止——也就是說，通過避免參與自然和社會的變革過程，人就可以從自然和時間的鎖鏈下解放出來，即使隻有一天也是必要的”；[5]“安息日是對救世主時代的預言，而救世主的時代也被稱為‘繼起’的安息日。事實上安息日不僅是救世主時代的預先象征，也被認為是它的真正先驅。正如猶太法典中所說：‘如果所有的以色列人能夠有一次真正地認識到安息日的重要性，那救世主就會降臨了。’因此，是‘休息’，而不是‘工作’，與現代意義上的休閑有所不同。在休息的狀態下，人類可以預知最終一定會實現的人類的自由狀態。那時人類與自然的關係、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都處於一種和平、和諧和互不幹擾的狀態。工作是矛盾和不和諧的象征，而休息則是尊嚴、和平和自由的表現”。[5]
他還認為，基督時代的先知傳給西方人的宗教信條、人道主義、18世紀的啟蒙哲學，“所有這些思想和運動都圍繞著一個願望：人，在其曆史發展的進程中，能夠把自己從貧困、無知和不公正中解放出來，人能夠建立一個協調、和平以及在人與人之間、人與自然之間達到和諧的社會。人在一定的曆史發展過程中，對其自身的完善抱有一個目標和一種信念的思想，一向是西方思想中最特別的要素”。[6]在他看來，盡管基督教和社會主義用了不同的表達方式，並在某些方麵背離了救世主思想的精神，但它們都受到了它的深入影響。而救世主思想也正是他的和諧社會思想的種子。
【參考文獻】
[1] 弗洛姆.陳學明譯.尋找自我[M].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
[2] 弗洛姆.孫向晨譯.精神分析與宗教[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3] 弗洛姆.王大鵬譯.生命之愛[M].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7.
[4][6] 弗洛姆.王澤應，劉莉，雷希譯著.人的呼喚——弗洛姆人道主義文集[M].上海：三聯書店上海分店，1991.
[5] 弗洛姆.郭乙瑤，宋曉萍譯.被遺忘的語言[M].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7.
【作者簡介】
王鬆平（1973.2-）男，漢族，湖南省邵陽市洞口縣人，碩士研究生學曆，主要研究方向：哲學、社會學、教育學和管理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