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個星期六，我帶著報複性的笑容，到花市買了一瓶“巴拉刈”。不把元凶扯出來，誓不為人！在閱讀說明書時，我幾乎可以看到那隻貪吃無饜的蟲“橫死街頭”的模樣，真是大快人心。哈！
我原本打算第二天下手，為蔦蘿們報仇。斬草除根、永絕後患……
可是，那瓶巴拉刈到現在還沒開封。
為什麼？
那天晚上，望著楓樹難看的葉子發呆的我，忽然把自己想成一隻蟲。
是的，如果我是蟲，千辛萬苦發現一株“美味的”蔦蘿，我一定非常非常的興奮。哢滋哢滋，多美味啊，仿佛我看到肥美多汁的烤雞大餐……然後，那隻蟲在我的腦海裏活動了起來——我想像到——那隻蟲，吃了灑上巴拉刈的楓葉，痛苦的在地上打滾，掉著眼淚委屈的說：
嗚……我隻是吃了幾片葉子而已嘛。
隻是吃了幾片葉子，罪不至死吧。它它它……畢竟也要活命……
於是至今我尚未有足夠勇氣打開巴拉刈的蓋子。
最近我看了生態學家瑞秋·卡森出版的一本反農藥的書籍《寂靜的春天》（silentSpring）。她說人類用農藥防治病蟲害的結果，隻會使生命力更堅強的昆蟲留下來，產生抗藥性的昆蟲，會製造更大的植物病蟲害，也會製造生物鏈上無可估計的損失，一經巴拉鬆處理過的地區，對人類、家畜己構成潛在的危險，濫用農藥將使未來的春天永遠歸於寂靜……
端秋·卡森在出版此書時受到化工界的打擊，被抹黑成“隻想把地球拱手讓給昆蟲的女人”。但她至少讓一些人明白：我們都是大自然“生命網”的一部分。蟲也是，自然界是牽一發而動全局。
我已經決定不打開巴拉刈了。
梅雨過後，我發現，竟然有些“聰明”的蔦蘿種子，此時才探出頭來，沒趕上昔日的“昆蟲大餐”。原來，生命自有出處安排。我不知道“聰明”的蟲於是否又會發現它的烤雞大餐。至少，新的蔦蘿們在一片“落地生根”的“嬰兒淚”的包圍下，目前已安然活了十天。
啊，上天自有打算。
偶爾的機緣使我得以親近泥土一些，體會一個“鄉下孩子”的樂趣。雖然，當我是個鄉下孩子的時候，我積極向往的是文明的，無塵無土，坐臥書城，出入皆雅彥的生活。府花植卉使我聽到心中一直被壓抑的一種聲音。
亨利·梭羅在壯年時搬到華爾騰湖湖畔，因為“觀察任何一草一本的生長，都令人格外愉悅”，在播下種子的時候，我也擁有了觀察者沾沾自喜的心情，看著苗圃中細小如砂的種子慢慢的挺出柔弱的根莖、長出子葉和葉片，有時一場陣雨就會摧毀種子們多日的努力，可是生命的呼喚使某些堅韌的芽堅持存活下來。
在空氣汙濁的都市，我開始留心周遭的環境，對於人家門口“買而不養”的植物，總帶著看流浪貓流浪狗的悲憫。令人驚歎的是，在惡劣的環境下，很多植物仍然以死而複生、萌生新芽的耐力來迎接旱日中偶爾的天降甘霖。
我們人生中微薄的努力，在大自然麵前不值得誇耀什麼。梭羅在《種子的信仰》一書中說：“有人為文報導那些‘自當成功’的人的一生，歌頌在困境中追求知識的偉大。我建議這些新手應該到樹林裏，去挖起一打橡樹或山核桃的幼苗，研究一下它們的生命史，方知天外有天！”
知道天外有天，是成長的喜悅。
上天自有打算，所有已發生（包括談得很爛的戀愛）和未發生的，沒有不可能的未來。
這樣就對了
如果要我描繪出一個我理想中的“家”，它的氣氛必然很像“蝙蝠俠”電影裏的蝙蝠洞。
它必須在雜亂的大都會中。是的，我非常喜歡隱於市的感覺。一打開門，走進街頭，就可以看見紅男綠女的浮世繪。關起門來，就剩下我自得其樂。
就剩下我，一個安於寂靜的我。藏在一個可以嗅到所有訊息的地方，卻有權接受及拒絕所有訊息的我。高興出現時才出現，像蝙蝠俠。
因為這種很自私的癖好，所以我在家不接任何電話。
電話是備急用的，非到SOS不使用。
我還需要安靜而廣大的空間，各種科技化用品。最好還有一個不跟我住在一起的管家。因為我滿孤僻，但我也很懶，不太願意洗衣擦地板，有時心血來潮做家事，副作用也使我感覺得不償失，比如：為了燙衣服卻在左腕燙出三公分長的疤，煎牛排時差點把自己的指頭炸熟，擦窗戶時險些把自己丟出窗外，因為專心寫稿而忘了正在放洗澡水，第二天醒來才發現客廳燈火一夜通明……
最近我才搬進一個離我的理想並不遠的家。
從來我就不是個“不食人間煙火型”的作家，在我的書中，我一直強調現實很重要、錢很重要。因為理想是要靠一步一步踩在現實的階梯上達成，而有足夠的錢才可以不讓現實限製你的自由。不可否認，充分的金餞才足以讓人擁有一個理想的殼，一個“家”的硬體條件。
我離所謂的家很遙遠，但是我已有一個滿理想的“蝙蝠洞”。
我的家，每間房間都有兩麵采光，可以邀請陽光與風進來，總共有四房一廳，空間還算充足。雖然偶有朋友來訪時會問：“你一個人住？不害怕？不寂寞？要這麼多房間來養蚊子？”可是我覺得四個房間剛剛好，喜歡活在都市中，但我卻是個不喜歡都市計劃的人，我的生存方式頂浪費都市空間。
我隻在上班時間接聽電話，回家仿佛走入與世隔絕的桃花源，我喜歡倒掛在沙發上看書，讓喬治·溫斯頓的音樂當背景音樂，完全不說話。
好心的媽媽桑每星期來一次，幫我擦地板及維持窗明幾淨。
家具不多，裝飾很少，滿屋子都是書。前幾個月小偷侵入本棟大樓（目前我還沒有高科技組合的電腦智慧門，真遺憾），整個屋子翻得亂七八糟，就是沒有遺失任何東西，因為房子裏完全沒有任何值錢的金銀財寶。我想他離開時一定很沮喪，隻有自認倒媚埋怨道：“這窮鬼住這麼大房子幹嗎？”
老實說，從我付得起這樣的“家”，我才有“這樣就對了”的感覺。
有些人適合群居，愛享天倫之樂，愛門庭若市，但我確實適合當作家——沒事就坐在家，獨居是我安全感的來源。
生活在都會中，我可以接收人們的聲音，但在獨占性的家中，我才能聽見自己心中的聲音。
可以沉思、可以冥想、可以聽見自己心中的聲音，對我很重要，那屬於我生存的自由權。
終於我恍然大悟，感覺“這樣就對了”，那表示：That’smyway！
“我的家庭真可愛，幸福美滿又安康。”小時候，當這樣的音樂從老風琴的音箱中咿咿呀呀的擠出來，全班同學以充滿感動的聲音唱出和諧的音調時，我心底的那根弦，總是會發出一種尷尬的聲音。為什麼？當時我不知道。
十四歲，我離家到了台北，開始一段冗長的宿舍生涯。小小的房間、雙人鐵床、蒼白冷清的日光燈、沉重的功課，僅容轉身的沐浴間。使我多年來都夢到自已被囚禁在小小格子中，動彈不得。
我想，我“掙紮”了很久才明白，我對人生的期望和對家的期望，和百分之九十九的人督不一樣。原來我不愛群居，也不愛以“密切往來”、前胸貼後背的方式表達關心。
現在這樣就對了。
靈感不是天打雷劈
靈感哪裏來？這是我最常被問到的問題。
古今中外，文學家、藝術家似乎都被歸類為散漫過一生的類型，說好聽點是浪漫、是隨性，說難聽點是瘋狂。你的腦海中可能立即會飄過一些代表性的例子：比如李白喝酒一鬥詩百篇，還不是落魄一生，糊裏糊塗抓月而死；梵穀割下自己的耳朵也沒人要，死前幾乎一幅畫也沒賣出去，自己貧病一身，徒然肥了後代收藏家……
這些“天才”，聽起來似乎沒有什麼“生涯智慧”。以上赫赫有名的例子似乎告訴我們，在藝術文學上有成就的人，被所謂“繆思女神”鍾愛的人，都是遠離現實的虛妄之徒。人們也總以為，創作者靠的是靈感。有靈感，下筆如泉湧；沒靈感，江郎才盡，坐以待瘋狂。
而靈感又是什麼呢？它似乎又被形容成和幽靈一樣的東西，來無影，去無蹤，天生天成，像天打雷劈——照中國古人的說法，如果你媽生你之前夢見仙人賜彩筆，你就會理所當然成為文學泰鬥。
像杜甫那種講究“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的詩人，很容易就被凡人看作“沒什麼了不起”的酸學究，講出這麼苦兮兮的話，就不是天才。
中國人尊天才若神明，“沒天才”在多年之後的現代還是被當作自暴自棄、打退堂鼓的好借口。
我們實在應該來看看外國的“天才”作家是怎麼變成萬人傳頌一時的“天才”的。在浪漫的表皮下，不少大作家可還真是工於心計。從功成名就的文學作家和失敗潦倒的作家身上，我們都可以看出一些有趣的通則。
有些人的成功是因為找到好配偶
美國有一本著名的生涯定位暢銷書，叫做《馬上成功》，作者是著名的行銷策略學家賴茲和屈特，他們致力宣揚“成功的關鍵，在於騎上一匹好馬”（英文書名：HorseSense：TheKeytoSuccessIsFindingaHorsetoRide）他們分析各大老板的成功秘訣，將各種“馬”（馬=機會）的成功機會作一排比，到底還是發現了一個令大多數人跺腳的事實：找到好配偶，你有二分之一的成功機率，僅次於生於豪富之家。他們舉的例子是國家地理雜誌的總裁格羅斯維諾（GibertGrosvenor），他固然非常優秀，使該雜誌訂戶從不到一千增為兩百萬垵，但最重要的是，他娶了原總裁的女兒，才有握住大權的機會。
“攀龍附鳳”的成功法則不隻是企業界才運用，從文學家軼事看來，因好配偶而有成名機會的也不少。
寫《最後一課》的法國名作家都德，就是靠好妻子成名的範例。他的妻子茱麗葉文學造詣甚高，但一結婚後就竭力幫助丈夫寫作，都德的成就和美滿的婚姻完全分不開，他曾說：“假如沒有我的妻子，我一定會因任性而疏忽於寫作……我作品的每一頁她都細心斟酌、修改過。”的確，他在婚前隻寫了一些動人的小故事，婚後才有大部頭著作出現。寫《環遊世界八十天》的科幻作家凡爾納在三十五歲前還常遭退稿，每次拿到退稿，他都發誓不寫，想把稿件扔進壁爐，還好他的妻子每次都會阻止他：“親愛的，不要灰心，再試一次！”後來他交上好運，部部暢銷，被譯為各種文字，至今魅力不減。《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作者勞倫斯，筆下任性又浪漫的女子處處有妻子芙麗黛的影子，如果他的文學是烈火，那麼她就是幹柴。蕭伯納中年娶了富婆夏綠蒂，才得以安心創作，在她細心且嚴格嗬護他的起居之下，他雖常抱怨失去自由，但也活到九十四歲名利雙收……成為英國僅次於莎士比亞的名劇作家。瑪麗·雪萊因為嫁了雪萊，跟丈夫打賭才寫出《科學怪人》。維音尼亞·吳爾芙如無丈夫輔助，可能隻會住進精神病院……這些都是找到好配偶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