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本沒有娛樂，沒有時間也沒有錢娛樂。有一種最無聊的娛樂叫“排字”，就是國慶日或重大節慶時全部同學都奉命當人牆，旗子一揮就把手上的色板換顏色。排奮鬥。艱苦樸素啦、努力學習啦。在學校大門口的我們，一到國慶節特別忙，我記得有一年還戴著綠帽子（綠色的傘帽）到學校門前排圖形，一站站三個小時，昏的昏，倒的倒，元旦還要參加清晨的升旗典禮，大家都很激動的歡呼，人群興奮的大叫。那時還有一段特別精彩的演講節目，說了什麼，我忘了，但那時學生仿佛沸騰著一種情緒，我們要好好學習。努力奮鬥、爭取第一。
不適應的隨著時間的推移，全適應了，但一種寄人籬下的蒼涼很難試去，隻是隨著成長的軌跡變淡了。
畢業很多年後遇到同是“外地生”的朋友，說起當時經曆。老實說，想來還是很苦。“教我再重來一次，打死我算了，”朋友說，我會心的笑了。“可是也學到了不少東西，對不對？”
對。這樣的北一女三年，給我一些獨特的經驗。
使我比同年齡的一般女孩懂得靠自己克服困難。
獨立，變成理所當然應該具備的生活能力。
量入為出，絕不寅吃卯糧。
我會告訴自己說，新環境，一下子你就會適應。
了解生命中有許多瑣碎情事要處理，除了讀書；與“生活低能症”絕緣。
明白成功是最好的報複。隻叫我號碼認為本省人語文能力不佳的國文老師，現在，如果還記得我的話，不知道會不會承認她這樣對待過？我知道，當別人看不起你時，“賭爛”是中了計的下下策。由於我的“不服輸”，她也成為一個給我隱形地圖的人——她用的是激將法吧？但無論如何，使我往前走。
這位國文老師兼任當時的班導。那年，美麗島事件發生了。她對我們曉以大義之後，在作文課要我們就此事件發表觀感。
還是戒嚴時期，作文課題目常是愛國八股，令人煩厭。
我決定寫點不一樣的。我記得我寫的大概是如下的意思：如果蔣公對日本人都可以“以德報怨”，為什麼對自己人要這麼嚴苛呢？隻不過是上街遊行，民主政治就應該包容異己……
老師用紅筆把我的作文全篇打叉，寫了大大的零分。馬上打電話給我爸爸，請她到學校來，跟他說，他女兒思想有問題，而且不合群。
我爸走後，她叫我進辦公室，對我說：“給你零分算對你客氣，我沒把你的作文交給警備總部，你應該感激我！”
我一直很感激我爸采取的態度。他對我的那篇作文，一句話也沒說。當然也沒有照老師的話指責我。他把他到學校的事當作完全沒發生過。
升高二時我感覺自己開始在談戀愛，現在想想，其實離戀愛很遠。如果戀愛應該是一碗雞湯，當時的戀愛感覺，不過是加了一點點味素的清水。
在暑期活動時，我認識了一個建中校刊社的。他第一次寫“清書”給我時，我一連三天都像躁鬱症患者。翻遍陸小曼與徐誌摩的情書，慎重的回了信，然後我就感覺，我終於有男朋友了。男朋友這三個字，對於“民智未開”的我來說，簡直是終身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