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裏我們可以看到，中國上演了一出“百年屈辱”的政治好戲。胡錦濤的演講（和許多其他人的一樣）都試圖將中國當下政策的曆史根源與19世紀鴉片戰爭的慘痛經曆聯係起來。此舉首先是要與其他西方殖民地國家建立起共同的曆史共鳴，然後再強調中國“不同”於以往（西方）大國的觀點。
第四個目的也很明確：不僅從曆史的角度讓人們相信中國將是和平的力量，而且還強調中國不會像西方那樣武力崛起。溫家寶在訪問美國時說，鄭和給外國人民“帶去的是絲綢、茶葉和中國文化……但沒有占領一寸土地”。
同樣，中國駐肯尼亞大使稱：“鄭和的艦隊非常龐大……但他航海不是為了掠奪資源。”也就是說，他們對殖民主義或帝國主義不感興趣，而是為了友誼。“與外國通商時，鄭和給予的比得到的多”，並且促進了“明朝中國與東南亞、西亞、東非國家之間的理解、友誼和貿易關係”。
這麼說來，大家不僅不用害怕中國的海軍力量，反而應該欣然接受。中國領導人的講話塑造了中國過去強而不霸、繁榮穩定的地區秩序理念，這代表中國步入了理念推廣的新時代。中國倡導和諧理念，這給飽受霸權壓迫的地區——包括19世紀和20世紀遭受西方殖民統治的國家及近代被迫接受西方政治經濟準則的國家——提供了一種不同的文化選擇。
然而，中國這種做法也有可能把自己逼入困境。和平、和諧的口號喊得如此響亮，人們以後就會以這樣的標準來衡量中國海軍的行為。但凡有行為達不到鄭和傳遞的“和平信息”的標準，中國的海軍外交就會顯得無比虛偽。中國的東亞鄰國已經表示擔憂，害怕中國會對靠近南沙群島的漁船動武。
南海邊界爭端尤其麻煩，因為共有8個國家對那些島嶼礁灘提出了單邊的主權要求。南海諸島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為，它們處於商業和軍事海上通道的戰略中心位置，周圍是重要的漁區，還蘊藏了大量的礦產資源。
實際上，南海諸島正是中國在東南亞宣傳鄭和事跡的一個原因。然而，鄭和最大的政治貢獻在於幫助明朝重建了朝貢體製。雖然表麵上鄭和是通過外交和饋贈的方式實現了這一點，但他裝備精良的龐大艦隊肯定起到了威懾潛在敵人的作用。朝貢體製建立在不平等的社會關係上，就像父與子的關係一樣：不平等但卻仁慈寬厚。這就是良好社會秩序的理想基礎。外邦要派遣使團到中國參拜、進貢並同意使用中國曆法，以此表示承認中國皇帝的共主（“天子”）地位。通常外邦還要留下其皇室家族的成員作為擔保。作為報答，中國也要回贈禮物，承諾不幹涉朝貢國內政，並給予這些海外國家通商的權利。
如今，這種朝貢製度似乎很容易遭人鄙視，不過韓裔美國學者康燦雄（David Kang）卻仔細分析了朝貢製度的三個主要特點。第一，中國的霸權維持了地區的和平與穩定。第二，東亞國際秩序包含了一種高度發達的貿易和外交關係網絡，相關各方都能從中受益。第三，東亞國家在身份和實踐上納入了儒家世界秩序，這是該製度的內在黏合劑。強大的中華帝國限製了區域侵略，由此創造的穩定環境又有利於商業和外交的發展。朝貢製度與傳統的權利均衡理論相反，後者強調各個國際關係行為體和同盟之間應該保持均勢狀態，而在朝貢製度下，東亞國家承認中國的主導地位，非但沒有試圖加以製衡，而且還服從它的統治。朝貢製度明確規定了等級統治和主從地位。隨著中國內部秩序的惡化，這種製度最終土崩瓦解。
那麼我們該如何解讀中國對鄭和事跡的運用呢？借助這位明代航海家的事跡，中國巧妙地建構了一個軟實力故事，它可以：（1）提醒世界中國技術實力雄厚；（2）鞏固對印度洋重要航線的擁有權；（3）提供曆史證據支持中國和平發展的理念；（4）向發展中國家說明，與歐洲、美國或日本不同，中國的崛起不帶有殖民主義或帝國主義的野心。故事講得不錯，但故事之所以會成功主要是因為西方對自己的殖民曆史感到內疚，對自身的普世價值觀又抱有矛盾的情緒。起初正是這些價值觀將西方推向世界大國的地位。
結論
正如政治學家羅伯特·卡普蘭（Robert Kaplan）所說，中國海軍的崛起並無半點不合理之處。維護國家的經濟利益需要建立一支強大的海軍力量，因此每一個有能力這樣做的國家都發展了自己的海上力量。中國也試圖通過鄭和的例子說明：中國要是想走殖民擴張道路的話，可能早就已經將世界許多地區變成自己的殖民地，並先於歐洲把“文明”帶到那裏。然而，崇尚和平的中國統治者並沒有選擇這麼做。在全球化網絡時代，“成功不僅取決於誰的軍隊獲勝，還取決於誰的故事精彩”。中國通過講述鄭和七下西洋與鄰為善的故事，與西方列強的殖民行徑形成對比，以期贏得重要發展中國家的支持。
在西方國家內部，殖民主義已經成為了一個混合概念——不再是一個曆史過程或者令人唾棄的不良事物的象征。中國在講鄭和下西洋這樣的故事時，實際上深深地觸動了西方的敏感神經：對殖民主義的負罪感。並非隻有法國作家帕斯卡爾·布魯克納（Pascal Bruckner）一人認為，歐洲已經無法從對自己殘暴罪行的悔恨中恢複過來。他認為，西方過於急切地為殖民主義原罪道歉，結果沉溺其中，無法自拔。或許那些“迷戀”曆史負罪感的悔罪者隻是想為過去的原罪懺悔，但在布魯克納看來，他們經常借此為不承擔未來責任開脫。
通過鄭和的例子，中國回顧了過去的理想化時期，那時中國海軍（自稱）是維護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借此宣傳中國的價值觀。鄭和的故事是否真實可信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激發人們想象鄭和當時做了什麼、沒做什麼。在這個過程中，有人也許會想：西方人會對中國版本的曆史像中國人對西方曆史那樣耳熟能詳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