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語：光榮與尷尬
學界新論
作者：雷池月
城市化的迅猛進程帶來了普通話的高速普及。這情形應該說是令人欣慰甚至驚詫的，尤其是在南方各大方言區的中心城市裏，比如廣州吧，公共場所使用的語言居然也以普通話為主了，原因恐怕也很簡單，數以百萬計的服務行業的從業者大都是外來人，他們要掌握粵語非經年累月之功不可，普通話於是也就成為必需的溝通工具了。大氣候既已形成，以致廣州本地人在一般的公共接觸中，明明從對方的“鹹水國語”中辨認出了同為“鄉裏”，也會以“鹹”製“鹹”地一味周旋下去，直到力不從心而後已。上海的情況猶有過之，報載社科院的一項調查報告中說，上海的中、小學生已有百分之六十以上不能準確使用本地方言。
幾十年前絕對無法想像這樣的場景，那時本地（非僅指廣州、上海，包括所有各方言區）人對於母語都有一種強烈的執著精神，盡管曾動用行政手段來推廣普通話，但收效甚微。記得五十年代中期，一位與我一同負笈南下就讀於廣州的同學，因為上街購物之不便，悻悻然地轉（跩）文歎道：“南蠻鴃舌之人，非中庸之道也！”當時我也有同感，直到自己的粵語過關以後，才對方言之值得珍惜有所體認。事實上，和基本上是一種書麵語言的普通話相比較，方言在使用效果上的精確和生動永遠是前者無法企及的，因而也是不可替代的。偶爾對照著看港產片的國語和粵語的不同版本，對這點就會有很深切的體會。
普通話的推廣既然是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那麼它當然可以視為社會進步的標誌。不過近年來各方言區卻不斷傳來“保衛方言”一類的聲音，尤其以吳語區和粵語區為最，辯論甚至於進行到“兩會”的講台上去了。有人說這反映了經濟的發展程度對語言的主張權，近現代社會世界語言的變化趨勢就是例證，言下之意，由政治影響所決定的語言變化的曆史已經終結。這個說法當然可以作為參考，但就中國的國情而論卻失之簡單。無論如何，普通話語音係統在國內已經維持了三百年以上的優勢地位，最近三十年來，這一優勢地位更被推到了極致。必須承認，普通話對於疆域廣大、方言複雜的中國民眾的溝通交流，其作用是正麵的、積極的，而且是無可替代的。不過，普通話方案從製定到推行的百年曆史進程確實也說明，當初已經考慮到的某些問題，由於處理得過於倉促和簡單，終於帶來了若幹無法克服的遺憾和尷尬，令今人和它們遭遇時不能不徒興感歎。
1955年召開的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學術會議確定了普通話為現代漢民族共同語言，不再與它的前身一樣被稱為國語，其用意在於以此表示對其他少數民族語言的尊重。但因為漢族占全國人口的絕大多數，可以說漢語其實也就是國語。這就和現在大學裏的中文係學的就是漢語而並不包含其他少數民族語言是一樣的道理。普通話，漢語，國語，叫什麼名稱，並不重要，事實上是，在我們這個方言種類難以數計的國家，至少為語音的統一已經努力了兩千年之久，但過去收效甚微，現在大有進展，隻是離目標的實現依然任重而道遠。
先秦時期，或因地窄人稀，或因諸侯並峙，統一語音的問題似乎並未顯得迫切。夏、商兩朝無可稽考，隨著西周時期社會發展的要求，產生了一種類似國語的所謂“雅言”（周人有記載說“雅言”產生於夏朝，不知確否？）雅言其實就是文言，依文讀字，主要隻用於國家和公眾事務。雅言又稱正言，所謂“天子誦詩、讀書、執禮必正言其音”，說的就是皇帝在使用雅言方麵的表率作用。它也是孔夫子的教學語言，《論語》裏說：“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總之，它是一種官場上的話，一種完全來自文字的語言，和日常使用的方言是兩碼事，但文字的讀音各地也不一致，所以要“正音”——統一標準。標準怎麼定？基本以西周首都鎬京地區語音為根據。那時還形成了製度，定期召集各諸侯國的有關官員進行統一讀音的培訓。中國的第一本字典《爾雅》很可能就是在這類培訓教材的基礎上形成的（有人舉證說《爾雅》成書於秦漢以後，我想漢儒所做的隻是增訂的工作）。“爾”通“邇”，就是近的意思，近於正，正即雅，《雅言》就是一部訂正字音和字義的工具書。
到了東周，培訓製度當然已經廢弛，但各國間的來往還是需要使用雅言，隻是歧音、歧意不免會越來越多，雅言的權威性不斷受到挑戰。秦始皇統一天下後，隻見他力倡統一文字和車軌，未專門提起統一語言的問題。這大概主要因為他本就是陝西人，又定都在鹹陽，當然不想改變雅言的讀音標準，何況既已有書為證，何必自找麻煩呢？至於取締方言，他恐怕從未製訂過這類宏圖，就算發過奇想，也未來得及有什麼具體動作。可是到了西漢，情況就大不一樣了。首先，都城雖然還在陝西，但都城裏的居民構成已經徹底改變，中央機關大小文武官員及其眷屬，還有兵丁僮仆等等，都是從中原地區跟著劉邦過來的，加上後來又不斷實行從各地“徙富戶以實京師”的政策，總之外來人口變成了首都居民的主體。這些人給一直確立為雅言標準的關中語音帶來極大的衝擊和改變，雅言難乎為繼了。
然而，一個管轄疆域達數百萬平方公裏實行中央集權製的大帝國，需要建立多麼龐大的國家機器？需要向各地派出多少各類官員？這個管理隊伍的成員無疑又必須麵向全國去選拔。試想，朝廷和地方之間、官員和官員之間、官員和百姓之間多麼需要一種可以交流通暢的公用語言。這個問題在東漢建都於洛陽之後，自然而然地得到了解決。一種以洛陽方言為基礎的所謂“河洛語”取得了國語的地位。不過這種地位隻維持了兩百年左右，隨著西晉的滅亡，它也消失在曆史的深處。這種河洛語和後來的河南話發音差別很大，有人認為，今天的閩南語（台語）或海南話是河洛語的正宗傳承，隻是證據好像不是太充分。台灣人自稱台語為“河洛話”，其實，台語中“河洛”和“福佬”發音近似，河洛者，福佬也，意即河洛語是從福建遷來的移民所使用的共同語言，原本是和客家話、外省話、山地話並列的，現在被定位為“台語”了。
西晉的覆亡導致我國曆史上規模最大的民族遷徙和融合。這個過程帶來的並非隻是近三百年之久的帝國南北的政治分裂，也不僅是留在北方的和逃往南方的漢族人種各自在血緣上的複雜變化，更重要的是它實現了漢族文化中心的從此南移。這一點當然也會表現為所謂“國語”的變化。建康（南京）作為東晉、宋、齊、梁、陳五朝的國都，集中了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麵的優勢，這一地區的語音自然成為國家公用語言的標準。不過，永嘉亂後逃亡到南方來的北方居民人數眾多，那些士族豪門大莊園主大都是帶著家人、部曲成隊地開過來，同一州郡的還被東晉朝廷集中劃出土地安排，仍然使用原來的州郡名稱進行管理，統稱為僑郡。這些數量龐大的北方難民所習慣的河洛口音，在很大程度上也被結合進新的“國語”裏。
在那三百年間，北方地區的文化、風俗、語言的發展演變情況比較混亂。前期階段，因為先後存在的二趙（前、後）、三秦（前、後、西）、四燕（前、後、南、北）、五涼（前、後、南、北、西）及成、夏共十六國中，除了前涼的張氏和北燕的馮氏是漢族政權，其餘全部是剛剛走出原始社會不久的少數民族，且不說文明傳統，有些連語言都不完備，唯一不缺的是作為征服者的驕橫與殘暴，他們當然不會努力推行漢語，而不同民族統治的割據王國，其壽命都不長，在你興我滅的百餘年混戰裏，北方漢語演變得麵目全非。後期階段，由於鮮卑人統一了北方，其他少數民族語言失去了主流地位，而他們建立的北魏政權卻比較崇尚漢族文化，特別是出了一個孝文帝（元宏），在語言、服飾、禮儀等諸方麵全麵推行漢化，他自己帶頭，連姓氏都改了。然而，他很短命，隻活了三十三歲。好在他的改革成果未遇到大的反複，北方的漢族文化（包括語言）總算得以存續。但是，不同係統的民族語言被長時間混雜以後，要恢複各自的本來麵目絕非易事，何況南北隔絕，原先的河洛漢語已經失去了參照的標準，所以，直到楊堅統一了中國之後，盡管原來“大亂中華”的五胡已經消失在曆史的灰燼中，但北方漢語卻落入了南方人眼中的不倫不類的尷尬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