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堅出身北方士族豪門，雖然被後周皇帝賜了一個鮮卑姓氏——普六茹，但卻是漢人（當然血統也不純粹）。這位“聖人可汗”下決心恢複三百年來被扭曲了的漢族禮樂文化，推行標準的“國語”當然是重要內容之一。他下令頒行陸法言等八人所編纂的《切韻》一書，為漢語發音的標準化奠定切實的基礎。《切韻》的編輯方法有點類似今天的《新華詞典》，讀音相同的字被集中，然後再按聲調（平、上、去、入）排序。當時各地語音和聲調差別很大，要重新製定一套大家認可的“國語”頗為不易。幾位編者都是北周時期的老班底，當然籍屬北方，但他們反複討論後，選定的基本發音標準卻是南朝通行的建康話（也有部分北方音摻雜其間），這表示他們承認漢族文化的正宗已經轉移到南方這一客觀事實。
《切韻》是一項開拓性的工程，此後直到宋末的六百年間，中國的“國語”就是在它製定的軌道上運行。唐人孫愐編製的《唐韻》和宋人陳彭年編製的《廣韻》都以《切韻》為基礎，當然有所增補，但並無根本變化。唐朝是盛世，版圖大，國力強，為了適應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繁榮發展的局麵，政府將《唐韻》作為執行公務和科舉考試的規定語言。那時首都長安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中心城市，不惟人口基數大，流動也頻繁，上至達官巨賈，下至販夫走卒，還有名流大腕，國際友人，天天進進出出，不由得不形成長安話大流行的狀況，但它卻始終不能取代《唐韻》讀音的權威地位。後者被稱為“官話”。“官話”一詞在南方一些方言區一直保留至今，當地的方言則被稱為“土話”。“官話”就是發聲的文字，而“土話”卻大部分無法形諸紙墨。漢語和漢文從來都不是完全一致的，曆代“韻書”的任務目標就是最大程度地把它們結合起來。語言比文字具有更強的活力和張力，無法想像人們在生活中僅僅通過有聲的文字進行交流，“官話”始終隻是“官話”，“土話”在民間依舊生機勃勃。因為是從學習文字入手，當時日本、朝鮮、越南這些國家的學子，往往稍假時日，便也能操一口漢語“官腔”，這點至今還能從他們本國的語言中找到痕跡——無論是保留了漢字或改成了拚音，許多詞彙的讀音都能追索到漢語的音素。
由於朝廷欽定的《廣韻》以《唐韻》為基礎，宋代“國語”和唐代差不多，不過首都開封的流行口音與“韻語”的差別比長安還大。南遷以後，首都落在了吳語區，差別更大了。朝廷堅持使用原來的“官話”，就像此時開始興盛起來的戲曲裏所反映的，主要演員都使用文縐縐的“韻白”，隻有醜角插科打諢時才會用方言追求效果。這點直到近千年後的今天仍然沒有多少變化。以戲曲中的韻白去推想當時的“國語”，應該差距不大。南宋以前，朝廷一直存在一種對南方人的歧視，但東晉以來數百年間，南方作為文化和經濟重心的地位逐漸形成，情況不能不隨之改變。北宋晏殊因為是南方人，曾經連到手的狀元也差一點被剝奪，但接下來狀元、宰相中南方人的比例卻越來越高，“唐宋八大家”中宋朝的六位清一色是南方人，南北方文化水準上的差異不難想見。江浙這個南方的精華之區造就了吳語的獨特地位，唐、宋的文化人甚至養成了一種學說吳語的風尚，日文的漢字讀音有許多吳語音素，就是這一風尚的證明。
蒙古人對中國的征服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他們占領北方大部分地區，早在最後統一南方之前近半個世紀。漢族人按歸降時間前後被區分為“漢人”和“南人”兩個等級，“漢人”（還包括契丹、女真、高麗人等）地位高於“南人”，但低於蒙古人和色目人。蒙古人對北方漢人高看一眼是順理成章的事，特別是山西、河北的北部地區，百姓連續處在契丹、女真、蒙古等異族統治下已經三四百年（這個狀況開始於後晉石敬瑭統治的時代），從來不曾做過趙宋的臣民，相反他們為蒙元帝國建立是立過大功的，其中一些代表人物，如史天澤、張弘範都是統率大軍滅金滅宋的關鍵人物，沒有一大批漢族地方軍閥（所謂“世侯”）實力派衝鋒陷陣，光靠十二萬蒙古軍隊，要想統一中國是不可能的。應該說，北方漢人是蒙元帝國的忠實子民。而北方漢語卻由於異族人的長期統治而變得十分混亂。元朝政府以大都（北京）話為基礎，編了一套所謂《中原音韻》作為漢語的標準音，取代了原來的《廣韻》。大都話當時已經在北方流行，但其中摻雜了許多蒙古語的特點，從詞彙、發音甚至到語法都造成了極大的影響，特別是發音，《中原音韻》把《廣韻》中的二百多個韻部簡縮為十五個，據後人研究，按這個標準產生的實際上是一種“蒙古式漢語”，當時通用於北方地區。
幾十年過去，蒙古人滅亡南宋的時候，南北語言已經有了很大的差別。《中原音韻》的基礎是大都話，入聲字全部分派到其他三聲，光這一條就讓南方人無法忍受，學生吟詩填詞寫駢體文都會遇到極大的困難。不過蒙古人對待南北政策有別，他們沒有在南方強迫推行《中原音韻》，於是，政治地位最低下的“南人”的各種方言得到了充分的發展，正是這些方言保留了更多漢語的特征。所以，有學者就考證出閩南語接近“雅言”、廣州話源於“唐韻”的結論。總之蒙古人統治百年之後，南北語言差距越來越大。至於在官場上，雖然要求使用大都話，但入仕的“南人”卻很難講得標準，隻能是一口盡量靠攏《中原音韻》的“官話”。據說，湘、贛兩係方言就是這種“官話”流變的產物，應該納入中原音韻的大係列，隻有吳、閩、粵才可以稱為真正獨立的方言，或者說是真正的古漢語孑遺。
這一百年裏，漢族語言文化的變化極大，以致到了朱元璋立誌要為漢語正本溯源時，竟然找錯了門徑。他誤以為南宋時修訂的《廣韻》依據的是流行的臨安（杭州）話，而吳方言不能作為漢語的正宗，於是命令宋濂帶了一幫人，參考舊典籍中的中原音韻（不是元朝的《中原音韻》）結合當時的南京話發音，編了一本《洪武正韻》，作為國家頒行的標準國語（大約就是現今的蘇中、皖中一帶口音）。可惜，人算不如天算，《洪武正韻》還未來得及推向全國，朝廷卻被朱棣遷到北京去了。北京是朱棣的潛龍之地，既有特殊感情，又是工作需要，不消說，大都的蒙古式漢語影響日漸擴大，繼續保持“國語”的地位，成為明朝的“官話”。而由於積習已成，南方各地的官話和京話不可能維持一致的標準，各有其獨特的腔調。
滿人入關以後，定都北京，大量八旗人口聚居於京城內外，北京話又經曆了一次極大的變化。最初，滿人強調滿語至尊無上的國語地位，要求漢人降官都要習滿語。但滿語相對粗糙簡約，實在難以勝任管理泱泱大國的行政事務的要求，而且，滿漢人口（包括官員與百姓）之差也太不成比例，於是不得不變成滿、漢雙語並行，再後來，漢文化熏陶下新的一代滿人（包括皇帝和文武官員）成長起來後，索性就在公務活動中一律使用漢語了。雍正六年（1728），朝廷正式確立北京話為標準官話。從此，以北京話為基礎的“官話”成為全國通用的交際語言。但此時的北京話已經不同於元明時期的官話，融入了許多滿語、旗下語（漢軍八旗的東北方言）和其他土語的音素和詞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