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溝通·障礙
學界新論
作者：蘇銻平
我的文字第一次變為鉛字大概是在2000年左右我上大三的時候，當然現在文字變為鉛字非常容易，盡管才過去十年左右的時間，由於技術的發展，現在任何人都能把文字變為鉛字。可見新世紀以來的十幾年科技的進步是何等迅速！但在當年那個時代文字變為鉛字還是一件很榮耀的事情，盡管我的文字僅僅隻是出現在學院的院報上。技術的進步早已使這種困難讓新生代恍如隔世，但是我的想法卻依然合宜甚至更加堅定且多有旁證。
那篇文章是關於“普通話與方言”的，文章的緣起是學校或者國家強製培訓普通話，我選修了一門普通話的課，由於不同意且不願意學習普通話而一時寫下了這篇憤懣之作。其實觀點很簡單，就是以薩皮爾—沃爾夫假設為基礎，提出語言是文化的載體，方言則是地域文化的載體，當普通話推廣、方言靠邊站時，地域文化必將被同化，從而導致今日世界的扁平化。這篇幾百字的小文章當時得到了院報主編的認可，卻招徠普通話課的任課教師極大的憤慨。這是我沒有想到的，一是沒有想到她會看到這篇文章，二是沒想到她會那麼憤怒。進教室後，那位老師極其不高興的對我甩了一句沒頭沒尾的話：“你去把戚雨村的《語言學引論》找來好好看看。”這讓我一頭霧水，後來才知道是因為我那篇文章。這本出版於1985年1月份的書，對於通訊技術日益發達的今天來說，其中的某些觀點確實有些過時了，起碼就推廣普通話這一條而言就是如此。
大一統的普通話自然是便於交流。為了社會、經濟的發展，語言的統一是社會共同生活的必要條件之一。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政府在推行普通話方麵製定了一係列的政策和方針，采取了很多具體的措施，推廣普通話甚至被寫入了新中國的憲法。1956年國務院還專門頒布了《關於推廣普通話的指示》，明確了普通話的含義和推廣的主要目的，即“漢語統一的基礎已經存在了，這就是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作為語法規範的普通話。在文化教育係統中和人民生活各方麵推廣這種普通話，是促進漢語達成完全統一的主要方法”。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國家推廣普通話的方針是“大力推行，積極普及，逐步提高”，其主要保障措施有三項，即實行目標管理、量化評估，開展普通話水平測試，開展全國推廣普通話宣傳周活動。據2004年12月“中國語言文字使用情況調查”所公布的結果看，全國有百分之五十三點零六的人能夠用普通話與人交流。
八年過去了，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通訊技術的極速提高與電視的全麵覆蓋，今天能用普通話交流的比例肯定大大高於2004年所公布的結果，應該說是取得了巨大的成績。1997年國家語委製定了麵向新世紀的“推普”工作奮鬥目標：2010年前普通話在全國範圍內初步普及，交際中的方言隔閡基本消除；2050年以前，普通話在全國範圍內普及，交際中沒有方言隔閡。現在看來，第一個目標基本實現，以現在的速度第二個目標也很可能實現，屆時將可能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用普通話進行交流，從而也就基本上實現了語言的統一。
時至今日，從上麵的數據看來，“推普”工作是非常成功的也是令人鼓舞的，但是其隱藏的弊端和可能的後果卻是很多人沒有意識到的。由於經濟的發展，人口流動越來越頻繁，看看今天城市的小孩，即使農民工子女，又有多少能說地道的方言呢，至少也是帶有當地口音的普通話，甚至農村也未能免俗。有年春節回家，我到一個高中同學家去，他在上小學的小侄女竟然操著一口普通話，我聽得別扭至極。方言其實是一種符號，是身份認同的標誌，在當今世界全球化的背景下，方言對於保存地域文化至關重要，與全球化相對的多元化思潮恰恰提倡的是保持文化的多樣性與多元化，普通話的推廣卻被全球化思潮所裹挾，而置多元化於不顧。大一統向來是中國人的夢想，所以秦始皇統一六國、統一度量衡和文字都被視為至偉功勳。
看了韓少功的《馬橋詞典》之後，這種感受更深。他作為一個湖南人跑到海南定居，用他的話來說是海南話難懂更難學，因此隻好用普通話交流。他去買魚，用普通話問攤主是什麼，攤主答“魚”，再問，“海魚”，複問，攤主略帶不耐煩地說“大魚”。這讓韓少功差點嘲笑當地漁民詞彙之貧乏。但後來才知道，當地漁民用當地話能對那幾百種魚如數家珍，細至魚的各個部位和魚的各種狀態，都有特定的語詞，都能細致、準確的描述與表達出來，甚至讓魚類學家望塵莫及，但一旦進入普通話，卻簡化成了“海魚”、“大魚”。其實對於韓少功來說，他們並非韓少功所見到的他們，在嘰裏咕嚕的方言背後，他們在很大程度上隱藏在韓少功“無法進入的語言屏障之後，深藏在中文普通話無法照亮的暗夜裏”，因為即使是收集漢字較多的《康熙字典》，“四萬多漢字也離這個海島太遙遠，把這裏大量深切而豐富的感受排除在視野之外，排除在學士們禦製的筆硯之外”。這裏作為溝通橋梁的普通話反而成為交流的最大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