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蕭軍的新戀情令蕭紅滿腹愁鬱，她有詩《苦杯》，“寫給我悲哀的心”。他給新歡寫情詩：“像三年前他寫給我的一樣。也許人人都是一樣！也許情詩再過三年，他又寫給另外一個姑娘！”他對那鮮豔的新人抒情：“有誰不愛個鳥兒似的姑娘！有誰忍拒絕少女紅唇的苦！”蕭紅黯然自傷：“我不是少女，我沒有紅唇了。我穿的是廚房帶來油汙的衣裳。”
《苦杯》之四、五寫道：
已經不愛我了吧！
尚與我日日爭吵，
我的心潮破碎了，
他分明知道，
他又在我浸著毒一般痛苦的心上
時時踢打。
往日的愛人，
為我遮蔽暴風雨，
而今他變成暴風雨了！
讓我怎來抵抗？
敵人的攻擊，
愛人的傷悼。
蕭紅無奈地哀歎，“我幼時有一個暴虐的父親，他和我父親一樣了！”《苦杯》結尾，愛情破滅，夢冷心灰，欲哭而“沒有適當的地方”，“人間對我都是無情了”。
兩蕭到上海後，在魯迅關懷下，已在文壇站穩，不再憂心衣食。1935年底出版的《生死場》，更是讓蕭紅被讚譽包圍，也收獲了許多朋友。但為情所困時，隻能獨咽淒酸。她有時徘徊街頭，也常去魯迅家，身體很差，早生華發。胡風的妻子梅誌在《愛的悲劇——憶蕭紅裏》說，她在魯迅家見到的蕭紅，有點心不在焉，“形容憔悴，臉都像拉長了。顏色也蒼白得發青”。魯迅身體衰弱，許廣平家事繁多，有一次忍不住向梅誌訴苦：“她天天來一坐就是半天，我哪有時間陪她，隻好叫海嬰去陪她。我知道，她也苦惱得很……她痛苦，她寂寞。沒地方去就跑到這兒來，我能向她表示不高興，不歡迎嗎？唉！真沒辦法。”許廣平的《追憶蕭紅》提起，有一次為陪蕭紅，沒顧上給魯迅關窗，致使他感冒發燒。她由此感慨：“一個人生活的失調，直接馬上會影響到周圍朋友的生活也失了步驟，社會上的人就是如此關聯著的。”
蕭紅剛剛走到平順處，又遇崎嶇。不過，誰都不輕鬆呢，她也親眼看到魯迅病危時，許廣平的憂心如焚、勞碌忙亂。一個人走得踉蹌時，固然需要朋友扶持、慰藉，但情感的包包塊塊，最終還得靠自己慢慢掰細、揉化，旁人難以越俎代庖。蕭紅與許廣平固然親密，當她徘徊於一己哀傷、顧影自憐時，卻忽略了對方的感受，甚至幹擾到別人的生活而不覺察。不難看出，蕭紅在人際交往裏一直沒有克服情緒化與幼稚化的傾向。
1936年7月，蕭紅、蕭軍決定暫時分開一年。她去日本後孤寂無聊，幾番生病，又抽上香煙。寫給蕭軍的信仍充滿思念，常牽掛他的健康、起居。隨後，蕭軍與她初到日本時同住的好友許粵華之間戀情瘋長。許粵華是兩蕭的朋友黃源之妻，因經濟原因提前回上海。1937年元月初，蕭紅寫下《沙粒》，照例有說不出的落寞絕望，卻又似乎已經被類似重創打擊得有些麻木：“我的胸中積滿了沙石”，“煩惱相同原野上的青草，生遍我的全身了。”
蕭軍回憶，他和許粵華清楚，因為“道義上”的原因他們沒有結合的可能，所以都同意請蕭紅回來“結束這種‘無結果’的戀愛”。1937年初，蕭紅啟程回上海。但感情創痕已深，矛盾依舊，她心緒惡劣至極。蕭軍則覺得，蕭紅“如今很少能夠不帶醋味說話了”，為著吃醋，“她可以毀滅了一切的同情！”他也幻滅，覺得蕭紅跟尋常女人到底並無兩樣。
1937年秋，兩蕭在武漢認識端木蕻良，後者因長篇小說《科爾沁旗草原》頗受文壇矚目。好友蔣錫金回憶，他們四人曾像兄弟姐妹般親密，端木起初沒有住處，還曾跟蕭紅夫婦同床擠了一晚。端木蕻良曾就讀清華曆史係，他的斯文秀氣，跟蕭軍的粗獷豪放迥異其趣。他不像蕭軍那樣經常貶抑蕭紅，對她還不乏仰慕。她對端木漸生好感，曾在他桌上寫下“恨不相逢未嫁時”，並幾次念給他聽。
1938年初，兩蕭與端木蕻良等作家前往臨汾，又到西安，蕭紅發現自己懷孕了，仍堅決與蕭軍分手。她對聶紺弩傾訴：自己依然愛蕭軍，但做他的妻子太痛苦了，忍受屈辱太久，“我不知道你們男子為什麼……要拿自己的妻子做出氣包，為什麼要對自己的妻子不忠實！”
葛浩文的《蕭紅評傳》認為：“多年做了他（蕭軍）的傭人、姘婦、密友以及‘出氣包’”，蕭紅理所當然想中斷這種關係，她曾經優柔寡斷，此時如此堅決，“主要可能是因為端木的關係”。
蕭軍幫助蕭紅脫險並涉足寫作，此後他倆被魯迅提攜，一舉成名。蕭紅命運的重大轉折和她一生最持久的痛楚都來自蕭軍，可謂成也蕭軍，敗也蕭軍。
三、“我將孤寂憂悒以終生”
1938年春，蕭紅與端木蕻良回武漢就同居了，5月下旬舉辦婚禮。這是不被祝福的婚姻，雙方的親友團都不以為然：兩蕭有共同的朋友圈，老朋友們對端木感情上不免排斥。他那種散漫、疏淡的風格，包括洋派、考究的裝束，也讓左翼作家們看不順眼。端木的親朋對他娶一個有複雜情感經曆的孕婦則是又驚訝又惋惜。
蕭紅在婚禮上對胡風等朋友說：“我對他沒有什麼過高的希求，隻是想過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沒有爭吵、沒有打鬧、沒有不忠、沒有譏笑，有的隻是互相諒解、愛護、體貼。”
端木蕻良與蕭紅戀愛、結婚前，也曾思慮再三：他未結過婚，蕭紅比他大一歲，身體不好，還懷著蕭軍的孩子。後一點恰好最讓蕭紅心存感激，她說：像我眼前這種狀況的人，還要什麼名分，可端木卻做了犧牲，就這一點我就感到十分滿足了。
蕭紅當年逃婚、同居、未婚先孕，在三十年代初的東北小城，何等令人驚駭，陳規舊俗被她漫不經心地拋諸腦後。然而，就算一路走來羽翼漸豐，結緣的都算新派文人，在掂量婚戀關係時，叛逆、放任如她，依然會不自覺地滑入傳統思維與價值的坐標。或者說，所謂“人之常情”，到底無法回避，所以，先自“怯”了三分。
前後兩次，蕭紅都是懷著別人的孩子開始新的感情。固然可以看出她不乏魅力，但她也真是欠缺理性與“世故”，因而每每在無奈或無意時被推到逼仄處，難以轉圜，或是給未來留下陰影，也未能擁有孩子。她曾去醫院墮胎，因費用太高而作罷。蔣錫金鼓勵她生下孩子，蕭紅泣不成聲，說自己維持生活都很困難，再帶一個孩子，就把自己完全毀了。
日軍逼近武漢，1938年八九月，蕭紅夫婦先後抵達重慶。在宜昌時，她帶著八個月身孕在碼頭絆倒，無力爬起，幸而被陌生人扶起。她過後對朋友感慨，自己總是一個人走路，好像命定要一個人走路似的。
11月初，蕭紅到女友白朗在江津的家裏待產，她情緒很壞，焦躁易怒，甚至對白朗及其婆母發脾氣，讓老太太難以接受。她生下一個男嬰，三天後死亡。回重慶時，蕭紅苦笑著對白朗說：“我將孤寂憂悒以終生。”
蕭紅夫婦搬到北碚才安頓下來，端木蕻良在複旦當兼職教授，也作編輯，兩人都有固定稿費收入。重慶歲月是蕭紅生活最安穩的階段，雖然已出現肺結核症狀，但她寫作量不低，長篇小說《馬伯樂》就在那時動筆。
1939年秋蕭紅完成長篇散文《回憶魯迅先生》，在所有紀念文字裏，她寫得最鮮活靈動。一來，她有得天獨厚的條件，近距離觀察過日常生活裏的魯迅——她與蕭軍曾每天晚飯後去魯迅家，像家人一般自由出入。旁人的文章，或著意凸現魯迅的橫眉冷對，或高屋建瓴、宏大敘事，她卻是從零星細節和片段場景入手，看似信馬由韁，一如她慣用的散碎筆法，卻寫出了魯迅溫厚、細膩、包容的那一麵，也寫出了魯迅和許廣平家常過日子的煙火氣。她將魯迅給人的冷峻、堅硬、偏激印象，添上了灶火一樣的暖黃色；二來，她投注了深厚感情。被魯迅一家接納、關愛，令蕭紅找到難得的情感慰藉和安全感。她也從魯迅身上找到理想父親、理想男性的形象。牛漢口述、何啟治、李晉西采寫的《文壇師友錄》提到與晚年蕭軍的交談：“從蕭軍的口氣也證明，蕭紅跟魯迅的關係不一般，太不一般了。”
1940年初，蕭紅夫婦飛往香港。這裏尚遠離戰火，海闊水清，鳥鳴花媚，她卻難驅孤獨、抑鬱。老朋友胡風看到蕭紅病弱不堪，不禁對端木蕻良又添惡感，他甚至覺得端木毀壞了蕭紅“精神氣質的健全”，使她“暗淡和發黴了”。他們的東北老鄉周鯨文則覺得：端木自幼受溺愛，所以懦弱嬌氣，沒有大丈夫氣。蕭紅顯得堅強，卻也需求支持和愛，兩人又恰好遭逢動蕩，所以彼此都得不到滿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