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話題已不新鮮。但翻看清人張祖翼著《清代野史》，裏麵轉抄吳翌風《遜誌堂雜鈔》裏輯錄的一則故事，十分有趣，並再度觸發了我的思緒。
故事說，某縣有一個縣尉，大半夜裏急敲縣令家門求見縣令。縣令一開始傳話說等到天亮再說，但縣尉認為此事甚急，非見不可。縣令不得已從被窩裏出來，把縣尉請進屋子，問他：“有什麼樣的急事偏要半夜把我叫起來？難道是急著捕捉盜賊恐失去時機？”縣尉回答說：“不是！”縣令非常惱火地追問：“難道是有急病快不行了等著交代後事？”縣尉回答說：“也不是”。縣令更火了：“哪能有什麼急事？”縣尉回答說：“這事關係到百姓民生，所以深夜求見。我看到每年的春夏之交，農民一方麵要忙著田裏的莊稼，另一方麵又忙著養家蠶，非常忙碌，有時人手根本顧不過來。這一問題關係到百姓民生，必須解決。而我又恰巧想出了解決的辦法。這難道不比捕捉盜賊和生病更急嗎？”縣令此刻不得不壓下怒火耐著性子笑著問道：“那你到底想出了什麼樣的妙計？”縣尉從容回答：“我看到每到冬天農民們都閑著沒事，所以應該建議農民們把養蠶這件事放在冬天來做，正好與種莊稼這樣的農忙時間錯開。”縣令也趕緊斂起笑容，非常嚴肅地說：“你的主意真是古今無人能及。但是有一件事你能解決嗎？冬天到哪裏去采桑葉啊？”縣尉聽後瞠目結舌，好半天才回過神來，鞠躬對縣令：“夜已很深了，請您安心休息吧。”
讀完這個故事，我先是覺得縣尉的行為很好笑，繼而覺得縣尉為人卻是很可敬，接著就是因覺得今日經濟學圈內其實有許多類似縣尉這樣可敬卻好笑的人而生會心。
以我很熟悉的一位老學者為例。要說私德，這位老學者幾乎找不出什麼瑕疵，為國為民之心也與上文中縣尉堪比。但他提出的不少建議卻令人不敢恭維。茲舉一例：由於運力不足導致買票難，每年春運期間，幾乎是中國農民工的“受難日”。於是，經濟學家幫忙出各種高招。這位老先生也不例外。他提出的建議是：大幅度提高春運期間火車票價水平即可。理由是，票價一提高，一些低收入農民工就會放棄回家過年。如此一來春運難題自然就解決了。
如果僅從經濟學供求定理來看，老先生的似乎沒有錯。但他沒有考慮到這樣一個事實：春節回家，對於農民工來說，需求幾乎是“剛性”的。絕大多數農民工“妻離子散”已近一年，春節是惟一難得的團聚時刻；甚至中國不少鄉村仍有這樣的規矩：春節必須男丁在家“祭祖還年”，否則就是“牝雞司晨”，家門會不幸……正因此，回家的路再難，他們的決定也毅然決然。這個時候，抬高火車票價固然可以減少鐵路運輸壓力，但卻會抬高全社會農民工回家的成本：比如，已經有不少農民工因為一票難求，不惜冒著更大危險在風雪交加中風餐露宿騎著摩托車回家。所以，如果這位在歐美受到高等教育、懂得“向下傾斜的需求曲線”的老經濟學家真正懂得中國農民工所思所想，或許就不會出這樣“遭人罵”的主意。
美國著名公共政策專家德博拉·斯通曾指出，一個科學的決策之所以困難重重，主要是因為決策者所麵臨複雜無比、甚至相互構成“悖論”的約束條件，無法用經濟學家所謂的“理性的算計”來處理，更不存在能解決所有問題的“絕對黃金法則”。以縣尉為例，盡管冬天裏農民有閑時用於養蠶，但桑樹冬天卻沒有葉子，這是一對矛盾；那位老經濟學人簡單地以“提高票價”方法解決春運難題，但不知農民工一到春節，其對回家的渴望就如同“馬拉河之渡”中明知可能是死路也必須到河的對麵去一樣不可遏止。
正因此，中國經濟學家要避免成為普羅大眾口中的“磚家”，就必須走出書齋，多接地氣。
宋代社會救濟政策及興衰
據已故台灣成功大學曆史學係金中樞教授所言，在一次國際學術交流會議上，有中方學者講述宋代相關社會福利政策，在製度與運作上都與今日美歐發達國家類似，引發西方學者嘖嘖稱奇。在這些相關社會福利政策中，社會救濟政策應該是最為完善，也最為有價值。
我在宋人筆記中讀過諸多這方麵記載的文字。綜合起來看，北宋時期社會救濟機構主要有三類：一類專門收養“鰥寡孤獨者”，重點是六十歲以上無人贍養的老人，還包括孤兒、流浪兒童、殘疾人以及基本生活無著的難民饑民。這類機構的名稱叫居養院。一類是專門負責收治無錢治病的病人，即所謂“以處民之有疾病而無告者”。這類機構叫“安濟坊”。病人進安濟坊後，予以免費治療。還有一類機構，專門負責埋葬居養院與安濟坊中故去的人，以及社會上“孤老餒疾致死”後“暴露溝塹者”，叫“漏澤園”。為此，漏澤園還有專門由官家花錢購買的墓地。